在經歷連續幾年的快速增長后，今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下行趨勢。禍不單行的是，多年來未遇的通脹也趕來湊一把熱鬧，國際經濟形勢也在美國次貸危機的拖累下陰云密布，前景堪憂。更讓人擔憂的是，上述一系列負面現象的疊加效應后果將超過我們的預料。這也正是近日中央高層領導密集調研經濟的背景。在12日由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風云下的中國改革開放論壇”上，與會的國內知名學者們一致明確認為，在當前錯綜復雜的世界經濟形勢下，面臨國內通脹和經濟下滑的雙重風險，我們的政策應該進行相應調整，將防止經濟下滑作為優先選擇。同時，從根本上說，要通過深化改革走出目前的困境。
低增長、高通脹并存可能會持續一段時期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楊濤通過將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先行指數圖進行比較分析后發現，美國的先行指數與中國的正相關性很大，說明兩者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依然很強。如果世界經濟大環境確實先行于中國經濟環境的話，那么當前世界經濟低迷的狀態將會對中國有令人擔憂的影響。他以美國經濟形勢為例介紹說，美國經濟分析局在剛剛出版發布的數據表明，2008年一季度美國的GDP增長率只有1%，2007年最后一個季度增長率僅有0.6%，這兩個指標都是在2002年美國漸漸從衰退期走出低谷以后的最低水平。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度下滑，而且信心預期指數達到了30年來的最低點。歐盟一季度的GDP增長值僅有0.7%，僅有去年同期增長速度的一半左右，消費者信心指數降低到2005年底以來的最低點，企業信心指數降低到2006初以來的最低點。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也認為，美國次貸危機以后可能出現世界經濟下滑的走勢越來越明顯。同時，另外一個對經濟增長影響比較大的，就是中國相對勞動力成本在持續上升。這個持續上升如果是長期趨勢，就意味著我們傳統的比較優勢就可能會發生變化。這個變化會影響到我們貿易當中占50%的加工貿易的調整，它也會影響到另外50%低成本、低技術、低增值部分的出口，這種比較優勢的結構性變化將是個長期而嚴峻的問題。
日本UFG證券公司北京辦事處首席經濟學家孫濤博士說，中國今年上半年的名義出口增長率依然是20%以上。但是6月份已經低于20%，如果再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和國內通貨膨脹的因素，6月份的出口增長可能是負數。他說，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加工貿易設備進口的金額在急劇下降，這可能會導致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出口的減少。
孫濤認為，如果只有兩三個不利的因素沖擊中國經濟，中國還能“扛”過去，但是現在有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同時出現，相互之間還會出現綜合的疊加效應，經過一段時間積累后會突然顯示出來，可能會抑制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這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對CPI上升恐慌期基本已經過去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指出，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國曾經兩次出現CPI增速超過GDP增速的情況，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94年。目前和今后都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但目前一定要防止出現由于GDP下滑，導致其低于CPI增長的情況。
他說，實際上今年5月份的CPI的漲勢已經減緩，可能6月份還會下滑，現在的原材料和生產資料價格指數(PPI)在上升，但是并沒有達到2003年和2004年的高位。消費價格指數增長減緩，只要PPI不傳導到消費領域當中去，問題不大。消費價格上升的問題總體來說會進入平穩狀態。雖然燃油價格上升令人擔憂，但燃油價格對消費價格指數影響很小。可以說，對CPI上升的焦慮期、恐慌期基本上已經過去了。
袁鋼明認為，需要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開始減緩。他說，其實美國的領導層也面臨這樣的抉擇。不過，他們目前仍然把增長擺在了第一位。美聯儲認為，造成上世紀70年代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并非石油價格暴漲，而是由此而來的嚴重的社會抗議導致的工資成本上升以及錯誤的貨幣政策。
作為中國，我們是防止經濟下滑還是控制通脹？如果進行社會選擇，擔心通脹、厭惡通脹，肯定是優于防止下滑，但是不能一味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而不管其所帶來的其他很難預測的后果。從目前的情況看，從兩個目標之間的平衡上看，最好的可能性應該是對通脹“寬容”一點，比如全年8%以下。這樣我們的經濟增長還可以保持10%以上。我們應該切實防止出現的，就是物價沒壓下去，增長卻壓下去了。實際上，目前的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它有助于農民收入增長，使資源能源產業發展的矛盾得以緩和。為此，我們貨幣貸款不宜過度收緊，這樣就可以有助于解決目前的增長和通脹矛盾。
“如果企業先‘死’了一大片，還談什么結構轉型、升級”
知名證券業人士、天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林義相認為，目前的通貨膨脹是世界性的現象，不是中國僅有的，問題主要出在美元上。在這一過程中，受打擊最大的是加工業，是包括中國等在內的從事初級加工的經濟體。
他分析說，目前中國每年大概進口鐵礦石3.3億噸，而中國出口里頭相當于鋼的含量為8000萬到9000萬噸，折合鐵礦石為1.3億噸，占進口的40%。如果我們要降低中國的需求，意味著把這部分需求砍掉，也就放棄了國際市場。如果國際市場無法從中國得到滿足，就會轉到其他國家。相當于我們把這塊市場讓給了競爭對手。
林義相強調，目前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非常不利。他說，中國流動性過剩主要是財務性的、投機性的，而從緊的貨幣政策砍的是工商企業的貸款。現在有調研說30%中小企業要倒閉，還有30%中小企業經營非常困難。所以流動性要區分開，一類是財務類的，投機性的，一類是工商企業需要的生產資本。中國的中小企業，無論從就業，還是創新，還是經濟的活力，都非常重要。而中小企業現在處于邊緣狀況，當中國經濟政策要收的時候，首先收的是這些中小企業。中國的經濟結構都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這種結構存在就決定了中國經濟政策應該是偏擴張性的政策，如果是中性的政策，資源分配是輪不到中小企業的。只有它偏向于擴張的經濟政策，才能夠惠及到處于邊緣位置的中小企業。
林義相認為，如果一味調控下來，中小企業倒閉一大片，會因為政策產生一系列的問題。正確的做法是，給他們一些必要的時間，至少讓他們大部分先活下來，然后才是如何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如果先‘死’了一大片，還談什么結構轉型、升級，”林義相說。
他進一步表示，如果我們通過各種方式度過困難時期，就意味著我們的加工制造業得到一定的強化，我們對上游就有更大的談判的權力，對下游也有一個更大的權力。在通貨膨脹時期，我們的收獲就是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
“無論是人民幣升值，還有原材料漲價，都是社會進步需要的，但是我們要考慮時機。只有資本積累到足夠的程度的時候，才能有更高的技術去節能減排和治理污染。”林義相說。
張燕生所長表示，面對當前的困難，最根本的出路是深化改革。他從三個方面強調了深化改革的意義。首先，要素改革勢在必行。目前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一方面要反通脹，一方面要促增長。反通脹和促增長在宏觀政策組合中，應把市場要素的市場化改革進行較大調整。其次，招商引資方式要改革。一方面，招商引資本身的內容和結構將會發生變化，更多的會轉向高端制造和服務；另一方面，高端制造從目前中國的要素和環境來講，很可能是生產服務業下一步要加強的重點。再其次，要進行出口導向調整。要更多地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作為大國，還是應該以內需為基本出發點。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認為，目前我們的宏觀經濟形勢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總供給出現了問題。改革開放多年以來，我們總是習慣于在總需求上面做文章，管住土地，管住信貸，抑制通貨膨脹，抑制高投資。但是總供給這次出了問題，是成本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
李稻葵解釋說，總供給出問題，表現為“三個半成本”都在上升。第一個成本是勞動用工成本上升。第二個成本，國際原材料成本上升，原因很多，美元泛濫是一個因素，但是不可否認也有很大供給的因素。第三個成本，節能減排環保成本上升。還有“半個成本”，即稅收的成本，納稅的成本近幾年上升非常厲害。他認為，如果總供給問題解決比較好的話，把成本降低，一方面我們能夠降低通貨膨脹的壓力，另一方面產量也不跌。如果這個問題能夠解決好，那就是雙贏。
李稻葵頗為感慨地說，他日前在深圳看到，盡管目前企業困難很多，但是政府在想各種辦法進行幫助，比如通過稅收手段，通過組織企業尋找新的增長點，整合產業鏈條等。企業對今后的發展因此充滿了信心。他認為，這對于我們度過當前困難時期具有巨大的作用。(王勁松 劉國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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