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中國家應該保持經常項目赤字和資本項目盈余，通過利用外國儲蓄實現比單純利用國內儲蓄更高的投資水平。盡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多數年份，在保持非常大的資本項目盈余的同時一直也有一些經常項目盈余，而且2002年以來的三年間經常項目盈余增長很快。
雙順差表明，中國沒有像一個發展中國家通常那樣將外商直接投資(FDI)轉換成經常項目赤字。盡管中國通過FDI獲得了外國資金，但這些資金并沒有用于購買外國資本品、技術和管理經驗。由于國內儲蓄十分充足，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并不需要這些外國資金，并且這些資金通過種種渠道又回到美國的政府債券市場。不僅如此，相當于經常項目盈余的國內儲蓄也被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持續的雙順差造成了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中國外匯儲備的積累過去主要來自資本項目盈余，或者更準確地說，來自FDI。但是，從 2005年開始，經常項目盈余已經超過FDI成為外匯儲備增長中最主要的貢獻力量。
一般而言，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是不合理的，也難以長期維系。歷史上，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長達15年的時間里一直是雙順差。雙順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而結構性不平衡是很難在短期得到調整的。
中國為什么能夠吸引如此大量的FDI
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其他諸多優勢吸引著外國投資者，除了這些積極因素，還有一些因素使得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如此豐富儲蓄資源的國家，吸引了大量的FDI。
首先，由于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盡管從總體上看，中國國民儲蓄很高，但對于許多潛在的資本品的進口者來說，很難籌措到用于進口支付的資金。另一方面，由于實施FDI的鼓勵政策，對于潛在的進口者來說，與其通過銀行借款或其他舉債的方式籌措資金用于進口資本品，不如通過FDI籌集資金更有吸引力。有時候，企業僅僅是把他們通過FDI獲得的外匯賣給央行，然后用人民幣在本地購買資本品。結果，FDI和外匯儲備大幅增長，但經常項目沒有任何變化。簡言之，就是中國國內儲蓄不得不通過國外的資本市場轉化為國內的投資。
其次，由于存在資本管制，對于潛在的進口者來說，即使可以在國內獲得資金，要把人民幣轉換成外匯去進口資本品也很困難，所以引入FDI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第三，盡管事實上FDI要求的投資收益比美國國庫券的收益高，FDI也是最昂貴的一種外來資本，但對于短視的企業和地方政府來說，FDI是“免費的午餐”。外商投資利潤的匯出通常要在5～ 10年以后，因此沒有人在意。目前這種治理安排下，在地方政府和個別國有企業看來，FDI是最便宜和最安全的投資形式。投資優惠十分豐厚：稅率低、免稅期長、隱性的補貼、環保方面監管寬松、免費的基礎設施、優惠的用地政策，地方政府和外國投資者的利益高度一致。
第四，中國的財政體制和機構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吸引FDI的動力很強。FDI可以大大提高地方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吸引FDI是衡量政績的一條重要標準。各級政府的各級官員都被分配了吸引 FDI的指標，這一做法十分普遍。不惜一切代價盡可能多地吸引FDI，從長期看不會導致一國福利的最大化，只是實現了地方政府在任期內的效用最大化。
第五，近期，為了繼續推動國有企業和商業銀行改革，政府鼓勵外國投資者對中國公司實施并購和國際戰略投資者對中國商業銀行的股權投資。結果，外資流入，外匯儲備繼續增加。僅2005年，通過向國際戰略投資者出售銀行的股份就吸引了320億美元的資本流入。盡管此時中國已經積累了超過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并不知道如何進行投資來獲得高收益。
第六，中國最大的FDI提供地區是香港，第二大是Virgin群島，后者占2005年FDI的19%。雖然很難做細致的區分，但有趣的是，中國很大一部分FDI是尋租和經過“漂白”的回流資本。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引入那些能夠帶來新技術的外資。問題在于，新技術的引入是否必須通過FDI的形式？是否需要對外國資本在某些部門取得所有權進行某些限制？研究表明，存在引入FDI的最佳數量，如果超過最佳數量，會導致國民福利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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