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轉折不是基本社會制度與社會性質的轉變
現在有一種觀點，把三中全會與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提并論，說它們是中國近代以來兩個最偉大的事件;或者把新中國的歷史以三中全會斷限，說1840～1949年的中國歷史與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歷史時期并列構成了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這種觀點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抬高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但由于它無視和抹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歷史上的劃時代意義，割裂三中全會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社會形態上的內在一致性，因此只能是違背歷史實際的主觀臆造和對三中全會事實上的貶低。對此，只要看看三中全會及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對待以下兩個問題上的態度便清楚了。
首先，是在對待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的問題上
我們黨早在三中全會上就明確，改革是為了挽救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事業得以繼續發展，而不是為了取消社會主義。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重要講話中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4］（p.150） 全會公報也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 ［7］（p.5） 會后，鄧小平又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但是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如果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抽象地空談民主，那就必然會造成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造成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徹底破壞，造成四個現代化的徹底失敗。” ［4］（p.176） 他在1980年初所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又說:“現在，特別是在青年當中，有人懷疑社會主義制度，說什么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種思想一定要大力糾正。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蘇聯搞社會主義，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經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會主義，它也吹不起牛皮。我們確實還缺乏經驗，也許現在我們才認真地探索一條比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已經得到了證明，不過還要證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們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 ［4］（pp.250～251） 可見，無論是三中全會還是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提出和進行改革并不是要把中國由社會主義社會改變成另外一種社會，更不是要否定和拋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而是要解決社會主義制度中一些不完善的問題，尋找和走出一條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其次，是在對待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問題上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的重要講話中說:“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 ［4］（pp.148～149） 三中全會公報也說:“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7］（pp.12～13） 《歷史決議》進一步指出:“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采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并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 ［1］（pp.836～837） 這些都說明，三中全會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解決歷史上的重大遺留問題，并不是要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而是為了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更好地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的問題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問題，鄧小平在世時的觀點是始終一貫的，我們黨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到十七大的觀點也是始終一貫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指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12］ 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歷史時期盡管在一系列方針、政策和制度上有很大區別，但它們的基本社會制度、根本指導思想和遠大奮斗目標都是完全一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的轉折，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新中國頭30年建設成就的基礎上完成的，是從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較清楚的轉變，從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到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轉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要與三中全會之前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刀兩斷，更不是要倒退到1911年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因此，三中全會不能跨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使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事件而與辛亥革命扯到一起，新中國的歷史也不能以三中全會為界劃分為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當代史。
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巧處在這60年的中間。它是一次撥亂反正的會議，也是一次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會議。它上承的是新中國頭30年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所探索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下啟的是后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及其未來發展。它和30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世界形勢在變化，國內經濟在發展，科學技術在進步，人民需要在增長，不改革不開放，中國沒有出路;同時也告訴我們，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將長期存在，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及中國受到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優勢壓力的國際環境也將長期存在，改革開放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中國同樣沒有出路。我們紀念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就要客觀全面地認識它的歷史意義和它所實現的歷史性轉折的性質，一如既往地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統一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堅定不移地沿著三中全會開辟的道路繼續前進。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里程碑，標志著共和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是一尊巨鼎，銘刻著我們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新長征的業績;是一把號角，鼓舞著中華民族為實現偉大復興而奮力地拼搏;是一座燈塔，照耀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輪駛向勝利的遠方。它和我們黨的遵義會議一樣，必將永載史冊。
［參引文獻］
［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頁。［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頁。［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頁。［5］《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頁。［6］《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頁。［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頁。［8］《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頁。［9］《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頁。［10］《人民日報》1995年6月14日，第1版。［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頁。［12］《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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