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思想上 鄧小平自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后，便針對“兩個凡是”的方針，利用各種場合，提出并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要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從而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同時，他還積極支持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相繼提出揭批“四人幫”運動要適時結束、要加大地方和企業自主權、要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等主張。1978年夏季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提出了要加強綜合平衡，在國家統一計劃下發揮部門、地方、企業的積極性，搞好技術引進，努力擴大出口等一系列具有改革開放思想的觀點。正因為有這個鋪墊，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們才會一致擁護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決定，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肯定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要求平反各種冤假錯案，贊成認真解決國民經濟中重大比例失調的問題，同意克服經濟管理體制中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另外，由于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所開展的斗爭，使以往中央會議簡報工作那種壓制民主的錯誤做法越來越不得人心，難以再實行下去。這也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各組討論情況得以迅速交流、會議獲得巨大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
鄧小平在1980年初中央召開的干部會議上曾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三年的前兩年，做了很多工作，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所以，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準備?！?#160;［4］（p.242） 只要了解了三中全會及此前中央工作會議的歷史背景，對于鄧小平的這一論述就會有更加深切的理解，就會明白那次會議之所以成為中國當代史上的偉大轉折，完全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黨內正確力量的努力與國內外形勢變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即使那次會議未能實現這一轉折，此后的會議也一定會實現這一轉折。
三、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與轉折的性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了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實現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開辟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標志中國從此進入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我們說三中全會是中國當代史上的偉大轉折，是從這個意義，而且僅僅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任何超出這個意義的解釋，都有悖于這一轉折的性質。
（一）轉折不是一般方針、政策的轉變
自從新中國建立后，我們黨在工作重點、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上，曾有過多次轉移、轉變、轉折。其中有的正確反映了當時客觀實際情況的變化，有的則被實踐證明是脫離實際的;有的轉得比較順利，有的則因種種原因轉得不夠順利，甚至中途出現反復。就拿黨的工作重心、中心、重點來說，早在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就非常明確地指出，全國解放后，黨的工作重心要由鄉村轉向城市;要求全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眼睛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6］ 。建國后，我們接連進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但這些都是為著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是工作重心轉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全黨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后，雖然又接連進行了三大改造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但這些運動從總體上說，也都是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而展開的。只是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后，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才開始動搖。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中心更被“以階級斗爭為綱”所取代。與以往相比，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決定無疑帶有更根本的性質，實現的黨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和發展戰略的轉折也無疑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外，主要在于這次轉移、轉變、轉折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以下兩個新的認識基礎之上的。
首先，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認識上
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大家對中央政治局關于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決定一致擁護，沒有提出任何疑問。但是，在對工作重點轉移的解釋上則是有分歧的。華國鋒在開幕時的講話中說，重點轉移是“國內國際形勢的需要”，并提出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指引下”實現重點轉移。所謂“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種解釋受到了與會代表的質疑。例如，胡喬木在會議進入小組討論后的第二天發言說:把工作重點的轉移講成是形勢的需要，這個理由不妥。應該說，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就要把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建國后，我們已開始了這種轉移，但是沒有堅持住，這次轉移是根本性的轉移，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轉移。不能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今天形勢需要，就把工作重點轉過來，明天不需要了，還可以再轉回去。他還指出，除了發生戰爭，今后一定要把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作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這篇發言被簡報全文刊出后，得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重要講話，對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作了更為精辟的闡述。他說:政治路線的問題解決了，今后看一個部門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加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斑@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2］（p.150） 三中全會公報吸收了鄧小平講話的精神，指出:“毛澤東同志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薄罢缑珴蓶|同志所說，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 ［7］ 這里雖然沒有明確要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但這個意思顯然已經有了。正因為如此，后來的《歷史決議》才指出: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 ［1］ 。正是這一認識，賦予工作重點轉移的命題以更大的科學性、穩定性，使它具有了更強的生命力。
三中全會閉幕后不久，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理論作了進一步闡發。他指出，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問題，“從二十多年的實踐看來，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至于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彼€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目前和今后的階級斗爭，顯然不同于過去歷史上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這也是客觀的事實，我們不能否認，否認了也要犯嚴重的錯誤?！?#160;［4］（p.182） 他的這些論述，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在社會主義時期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口號的錯誤性，為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其次，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制的新認識上
這里說的管理體制，既包括經濟體制，也包括政治體制;既包括國內的經濟體制，也包括國內與國外經濟聯系的體制。新中國成立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其中雖有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加快工業化建設的客觀需要，也有對蘇聯經驗的全盤學習和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未來社會可以自覺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思想的片面理解;雖有在較短時間里為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初步基礎的豐功偉績，也有因把經濟統得過死而造成效益不高、對市場反應不靈活、人民生活不夠豐富多樣等種種弊端。在對外經濟聯系上，由于西方的全面禁運和經濟封鎖，建國初期只能與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以后與蘇聯關系破裂，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開始增加，但總體規模不大。在政治體制上，建國后長期延續戰爭年代的做法，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造成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對民主與法制建設不重視，基本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況。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左”的指導思想盛行，經濟上越統越死，對外經濟聯系的門越關越小，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被嚴重破壞，連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也得不到保障。粉碎“四人幫”后，開始從經濟與政治管理體制的層面上思考過去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思想、新理論，逐步澄清了對社會主義的許多不準確的認識。
關于經濟管理體制，鄧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早在三中全會之前就已提出了一些改革和開放的思想。例如，鄧小平曾指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薄耙M先進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160;［4］（pp.133，129～130） 又例如，陳云在長期思考計劃與市場關系這個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的基礎上，于1978年7月國務院務虛會期間通過李先念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命題。三中全會后，陳云進一步將自己的思考寫成了名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其中說:“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 ［8］ 后來，他又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命題，并被黨的十二大確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這雖然不同于黨的十四大所確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但卻對全黨擺脫在計劃與市場關系上的傳統觀念、形成新的認識，“對推動改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9］ ;“對推動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60;［10］
關于政治管理體制，鄧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三中全會前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想。例如，鄧小平在1978年10月3日指出:“現在關于民主問題的討論不夠，這個問題很重要，要展開討論。民主和法制實際上是一件事情。法制確實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沒有搞成。沒有法，他就亂搞，確實不行?，F在是領導人說的話就叫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違法，這種狀況不能繼續下去了。除了搞刑法、民法、訴訟法以外，還要搞經濟立法，如工廠法。要搞立法，總得有個立法機構才行?！?#160;［11］ 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三中全會才可能對民主和法制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全會公報才可能寫上:“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于法律和制度，忠實于人民利益，忠實于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權。” ［7］（pp.10，11）
以上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和管理體制問題的新認識，不僅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認識相對立，而且與“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認識也有很大不同。這種認識上的不同之處，使三中全會所實現的轉折與以往的轉折產生了許多區別?？床坏竭@種變化，混淆它們之間的區別，就難以理解三中全會所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在哪里，難以說清楚為什么三中全會是當代中國史上的偉大轉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