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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白駒：第一，它不僅針對“可能發生危害行為”的患者，也針對正在發生或已發生危害行為的患者，甚至似乎是主要針對后者。而“保安性”應該針對前者。
第二，在針對“可能發生危害”行為的住院治療問題上，征求意見稿更強調監護人或近親屬的義務。只有在“已經發生”后，并且在監護人或近親屬不履行相關義務時，公安機關才走上前臺。而我認為，在防止“可能發生”方面，公安機關應承擔更大責任。
新京報：關于“保安性”的規定，應該注意什么？
劉白駒：為防止這種制度被不當利用，其適用標準和程序必須非常嚴格。尤其是要規定司法監督、救濟程序。
新京報：據你了解，其他國家是怎么規定的？
劉白駒：各國做法不盡相同。英國、法國規定已被強制住院的患者，有權向法院申訴解除。美國的一些州則規定在開始決定強制住院時就應經過法庭聽證。
新京報：我國正制訂中的精神衛生法，對“強制住院治療”會有相應的司法救濟規定嗎？
劉白駒：征求意見稿不僅規定了復診程序，而且規定了司法救濟程序。
新京報：司法救濟在什么環節可以啟動？
劉白駒：被送治人或其監護人如果對強制住院治療有異議，可以隨時向法院起訴。
地方條例難保權益
新京報：全國有上海、北京等6個地方制定了地方精神衛生條例，它們對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是怎么規定的？
劉白駒：地方條例大多將住院分三類：自愿住院、醫學保護性住院和強制住院。但沒使用“救護性非自愿”的概念，而是將其暗含于“醫學保護性住院”之中。
新京報：能否舉例說明？
劉白駒：例如某地規定，診斷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診斷醫師應當提出醫學保護性住院的建議，由患者監護人或者近親屬辦理住院手續。
字面上沒提到自愿或非自愿。實際上包括了“非自愿”。
新京報：地方規定暗含了非自愿？
劉白駒：地方條例的實際意思，重性精神障礙患者無辨認能力，由監護人、近親屬代為行使決定權，由此辦理住院等于“自愿”，不屬于對人身自由的限制。
根據這些規定，即使患者拒絕，但如醫生認為需要，只要監護人或近親屬辦理手續，就可實施。對患者而言，其實是非自愿。
新京報：后果會是什么？
劉白駒：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精神病院的“權力”很大，家庭的“權力”也很大。一旦精神病院把關不嚴，或與某一方家庭成員串通，甚至會造成精神正常者遭非法拘禁的后果。
而如果有人“被精神病”，但“條例”不承認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他就無法主張和維護權利，也難以追究有關方面侵權責任。
這種做法不應以任何形式在我國精神衛生法上得到延續。
非自愿是否屬限制自由？
新京報：那么，正在制訂中的精神衛生法，對于“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會有什么樣的規定？
劉白駒：實際上，我們說立法的焦點是非自愿住院治療，主要就是指“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目前看，爭議不小，懸而未決。
新京報：為什么會這樣？
劉白駒：雖然“救護性”和“保安性”都構成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剝奪，但“保安性”主要基于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其決定可能有公權力（例如公安機關）介入。“救護性”的主要基于對患者的醫療救護，由近親屬、監護人與醫療機構共同實施。
長期以來，我國精神醫療界認為“救護性”的是單純的醫學問題，不涉及法律意義上的人身自由問題，無須執行法律上關于保護人身自由的原則和規定。
但法學界的一般觀點則相反，認為“救護性”也是強制性的，構成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剝奪，而且可能被濫用，必須由法律規范，必須有司法干預。
新京報：住院治療畢竟是專業性很強的問題，外界如何監督？
劉白駒：醫學專業問題當然主要應由精神醫學專家來判斷。社會、司法對救護性非自愿住院治療的監督，主要針對的是其適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