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望與重復的歧路…… 法明 作
9名富士康80后、90后員工先后跳樓自殺，引發了人們對于新生代外來務工者心理健康狀況的關注。到底是什么令他們如此不堪重負？誰又應承擔起治愈他們心理疾患的責任？
5月14日夜，富士康新進員工小梁爬上了宿舍7樓樓頂，翻過1.5米的圍欄飛身躍下……警方表示，小梁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其身上有四處自殘刀傷。經查，小梁21歲，一線作業員，安徽人，進入富士康工作僅6個月。這已經是在富士康發生的第9起員工跳樓事件。
在網上鍵入“員工自殺”，會發現此類事件并非個案，其中不乏世界知名企業。接連不斷的員工自殺事件，把這些曾經的“求職天堂”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人們不禁懷疑，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管理理念與模式是否“人性化”。同時，更將公眾關注的目光引向一個新的領域——新生代外來務工者的心理健康。
心理學專家分析認為，不排除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存在心理脆弱等問題，更主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勞動強度大，進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獨感，企業的程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的氛圍，使年輕員工抑郁心理無處排解，最終導致惡果。
自殺事件呈現“維特效應”
今年以來第9起跳樓自殺案，富士康似乎被下了“死亡魔咒”。此前是5月6日，龍華廠區男工盧新從陽臺縱身跳下身亡，24歲。
盧新死后第二天，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學醫學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長呂秋云教授等國內多名心理學專家空降深圳，會診富士康。隨后幾天，又有兩名員工選擇用跳樓結束年輕的生命。
此間，富士康新聞發言人表示，該公司已通過建立員工關愛中心、利用24小時值班熱線、讓員工及時打電話咨詢和求助等方式，有效防止了20多起可能發生的自殺突發事件。
回顧以往新聞，記者發現，員工“連環自殺”也曾經發生在華為公司，2007年~2008年間，曾有4起自殺案。
類似事件也發生在外國企業中。2009年，歐洲第三大手機運營商——法國電信集團員工自殺成風，18個月23人自絕。有分析認為，這與該公司“大幅裁員、轉崗和重組”有著直接關系，同時，法國電信不停地要求員工加快工作進度，嚴重影響了員工情緒。
心理學家表示，自殺是一種“心理傳染病”。當有一個人選擇自殺時，其他有著類似境遇的人很可能效仿，心理學稱之為“維特效應”。也有觀點認為，“維特效應”只是導致自殺者選擇自殺作為解決問題方式的原因，遇到的“問題”，才是導致自殺事件的根源。
新生代打工者心理健康預警
與國外不同，我國發生的幾起連續自殺事件，全部為80后、90后的新生代打工者，其中絕大部分為生產一線的農民工。據統計，我國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中，“新生代”占到60%，大約有1億人。
在以往的采訪中，記者發現，80后、90后農民工自認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他們中許多人跟隨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長大，更習慣都市生活，注重個人發展和生活品質。如果說第一代農民工是單純地追求工資收入，更愿意“落葉歸根”的話，新生代農民工則更注重自身的權益和個體感受，融入城市的沖動更強，“打工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尋找個人發展的更好機會”。
有社會學家認為，戶籍、醫療、住房、社保的差異，使新生代農民工明白自己并不是“正宗的城市人”。雖然有夢想、很自信、更獨立，且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其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新生代農民工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他們生活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法忍受的歧視與落差侵蝕著他們的心靈。
“無人溝通、壓力過大、需要伴侶、對未來恐慌。”有心理學專家分析認為，不排除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存在社會閱歷淺、抗壓能力差、心理脆弱等問題，更主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勞動強度大，進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獨感。同時，企業的程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和心靈關懷的氛圍，使這些年輕人人際交往途經匱乏，導致抑郁心理無處排解。
一位心理學家表示，在工作中，當企業提出的要求超出一個人的能力和資源范圍時，人們會感到緊張，甚至造成如缺勤、離職、事故增多以及體力衰竭、精神恍惚、效率缺失、抑郁癥和自殺等一系列心理疾病。“在心理問題嚴重者看來，除了自殺，他們似乎找不出別的‘解決辦法’”。
許多工會干部曾多次向記者表示擔憂，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工群體的改變，其權益訴求不再僅停留在收入權的層面，更渴望關照其健康權、發展權。然而，這一新的心理訴求卻被企業、社會忽視了。
連續發生的員工自殺事件，讓人們意識到：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正在拉響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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