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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提升新興發展經濟體話語權任重道遠
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這是積極推動IMF決策機制向有利于南北勢力均衡化發展的良好開端，是國際金融格局和國際金融體系重建進程邁出的重要一步，但是提升新興經濟體話語權依舊任重而道遠。
一、話語權配置折射出力量結構的此消彼長
IMF份額的計算由國民收入、黃金與美元儲備規模、進出口等變量及其一定的權重確定。IMF中各國份額本質上是一種大國力量結構，并體現為話語權結構，因此，力量的配置就表現為話語權的配置。此次調整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3.13個百分點。詳細的數據顯示，在186個成員國當中，103個國家投票權比例有變化，占到總數的55%，其中79個國家有所下降，24個國家有所上升。美國的比例仍然是15.85%，沒有變化。分出來的3.13個百分點主要來自日本和歐盟國家，降幅最大的是日本，降0.78個百分點至6.84%；其次是法國和英國都降了0.42個百分點；德國降0.35個百分點，加拿大降0.28個百分點，荷蘭0.23個百分點，加起來為2.48個百分點。另外還有73個國家比例降幅在0.01至0.05個百分點之間。
而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投票權從44.06%提高到47.19%。漲幅最大的是中國，投票權比例增加了1.65個百分點；其次是韓國，增加0.58個百分點；土耳其上升0.55%，墨西哥增加0.51%，新加坡增加0.23%，巴西增加0.18%，印度增加0.14%。另外還有17個國家增幅在0.01至0.05個百分點之間。可以看出最新調整的投票權主要轉移到了新興經濟體和轉軌經濟體。
這一調整反映的是國際金融危機與世界經濟金融格局變化的內在邏輯關系。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發展態勢悄然生變，全球經濟整體增長減緩，但發展多元化加速。西方大國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權重此消彼長，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崛起，正在由國際體系外圍進入內核。
近幾年新興經濟體，特別是“金磚四國”的經濟飛躍是有目共睹的。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06年—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的全盛時期,四國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10.7%。在過去8年中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一半來自四國的貢獻。IMF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10年和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分別為4.2%和4.3%；發達經濟體增速分別為2.3%和2.4%；而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增速預計超過8.0%。而危機中中國經濟的表現更是令人側目：名義GDP居世界第三位；外匯儲備、出口額、經常賬戶順差、煤炭消費量、汽車銷售量均躋身世界第一。而高盛的分析模型則顯示,到2018年“金磚四國”和美國占全球GDP的比例將同為25%;而到2050年四國將一同躋身全球六大經濟體之列，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將各占50%。隨著力量的消長變化，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相應變動也是一種歷史發展的趨勢。
IMF為何出讓份額？也是為擺脫財務融資困境的一種出路。IMF的基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普通資金和借款。普通資金包括成員國認繳的份額以及運用這部分資金所產生的未分配凈收入。IMF考慮大規模增資，并計劃將各國等量的基礎投票權提高一倍。這就需要調動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性才能實現。此外，IMF長期以來不得不依靠提高貸款利率來支付持續上升的運行成本，借款國的融資貢獻也顯得越發重要。1982-2007債權國對IMF運行成本的貢獻比率從72%下降到25%，債務國的比率相應上升，但發展中國家的這一貢獻并未在投票權中得以體現。如今，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既能給IMF增資，又可追認債務國的功勞，一舉兩得。
雖然，IMF擁有的總份額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包括折合2135億美元的SDR)，但與今天國際金融市場的規模和此次金融危機的范圍相比，都顯不足。1945年，IMF成立時，其基金規模大致相當于全球貿易額的40%，今天這一比例已經降至不到3%。IMF正考慮出售400多噸黃金儲備，以增加可用資金，進一步折射出IMF的資金困境.
二、二戰以來美國主導的IMF制度霸權
但是美國的投票權沒有發生絲毫變化也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國際金融新秩序和金融貨幣體系的重塑是一個全球性的博弈過程。盡管美國在獨掌世界金融秩序多年之后，不得不將一小部分權力讓給他國；盡管隨著歐元的崛起，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實力躍升以及因之而生的話語訴求，國際金融格局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洗牌，但美元主導的貨幣霸權并未改變。
現在的國際金融體系脫胎于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金融體系的兩大支柱：一是享有國際貨幣霸權的美元；二是由《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協定》誕生的IMF和世行，可以說這兩者完成了美國主導全球貨幣體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規則反映著美國的霸權利益,反過來美元本位制度又加強了美國的實力及其在IMF中的地位。當時各國面臨著“美元短缺”,而IMF本身實力有限,所以美國通過其收支逆差成為全球流動資金的主要來源,充當著貨幣體系管理者的角色。
IMF作為掌管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國際經濟機制,成為美國維持和鞏固霸權地位的有力工具。通過IMF的組織制度來主導國際金融事務,是美國霸權時代的顯著特征，這被約瑟夫 奈稱為“軟權力”。在IMF中，美國的分量與其承擔的義務及能力存在嚴重偏差，它占有的17%的投票權份額與眾多規則中要求取得85%以上認可的規定具有一票否決的壟斷性地位，賦予了美國單邊否決權;通過限制條件和聯盟機制,美國在IMF的內部決策時能夠獲得更多的支持;而IMF的行政官員也受到美國價值觀和政策態度的影響,從而不自覺地加強了美國在IMF中的制度霸權。這種制度霸權,與傳統的軍事霸權和殖民霸權相比,具有更強的隱蔽性、滲透性和可行性。美國的霸權地位也因此更加穩固。即使在20世紀70和80年代,美國的國力相對衰弱之時,美國在國際經濟機制中的制度霸權也沒有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而喪失。
目前在全球國際貿易計價、外匯儲備、以及國際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占比分別為48%、61.3%和83.6%。金融危機以來美元戰略主導使美元表現出相對其它貨幣的強勢，歐元占全球儲備配置的份額從去年第三季度的27.8%下降至四季度27.4%，而美元儲備則從第三季度的61.5%升至四季度的62.14%。特別是歐元受到主權債務危機影響，高盛等國際投資大鱷大舉做空歐元，3個多月來歐元跌幅超10%，“歐元陷入自誕生以來最嚴重困境”。危機背后摻雜的是更深層較量，既美元與歐元主導權較量的“貨幣戰爭”。
三、重塑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艱難的博弈過程
積極推動IMF決策機制向有利于南北勢力均衡化發展的良好開端，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改革美國主導下的國際金融體系絕非一蹴而就，國際金融新秩序和金融貨幣體系的重塑是一個極為漫長而艱難的博弈過程。
國際金融體系除了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還涉及到國際匯率制度，國際收支調節體系，國際流動性的創造和分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國際貨幣金融政策協調等各種制度框架。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實際上美國不愿意進行“傷筋動骨”式的改造，而只想搞些“小修小補”的工作，比如適當加強監管、有限增加某些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等等。因為美國有兩條底線不可逾越：一是任何國家不得削弱美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控制權；二是任何改革建議不得動搖美元的支柱地位。
目前提升新興發展經濟體話語權是在既有國際經濟金融框架下投票權、份額的重新分配，但是不撼動美元霸權地位，設立美元發行的國際制衡機制，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不會有實質性進展。此外，必須改革提款權和特別提款權制度。應按照世界各國貿易比重重新分配提款權，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發行和使用范圍，使之成為國際儲備與支付的重要補充手段，避免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匯率發生過大幅度的波動，有利于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穩定，因此建立多級制衡的國際貨幣體系，以新的“全球治理”代替“霸權治理”，才是治本之策。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 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