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歲的佛利民，寶刀未老，最近向曾蔭權斬了一刀，用刀背吧（一笑）。功力非凡，只輕輕一刀輿論就吵起來了。要求我這個后一代的老人家表達意見的四方君子甚眾。
事緣曾特首前些時說香港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讀者把「積極不干預」與「自由經濟」劃上等號。二者何解我老是搞不清楚。既然不知所指，說二者相等我無從反對，也無從贊同。
大家都知道，天下間沒有毫無約束的自由，而所謂約束，經濟學稱局限條件。在多人的社會中，有競爭，無可避免地要加上去的局限是產權制度了。佛老當然知道自由不可以沒有局限。他說的是選擇自由，是指在私產權利的界定下，市價與財富是局限，而在這些局限下自由選擇，大致上是他支持的制度。
問題是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局限約束，而在這些約束下每個人都有選擇自由，是另一種自由，說沒有自由選擇是說不通的。一九八三年我用英語寫了一篇題為《Why Is There a Lack of Freedom Under Communism?》的文章，是約稿，忘記了寄出發表，去年收輯于《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七二一至七二七頁），高斯讀后欣賞。該文指出，共產制度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局限有別，自由的性質跟著不同，可惜這局限不利生產，人民生活下降，所以給人的感受是不自由了。記得當年完稿后，第一個大聲拍掌的是Chris Hall，第二個是Yoram Barzel，輪到蕭滿章是第三個了。辯證邏輯不簡單，讀者要找原文細讀才能欣賞老夫當年之功力也。
至于「積極不干預」一詞，也頭痛！不知英語何物，可能是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更是發神經。學者們，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學者，老是喜歡把模糊不清的術語玩弄于指掌之間，自欺欺人，行外不懂的以為高深莫測，使其實自己也不懂的「學者」感到飄飄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我從來不玩那一套。
佛利民和我都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政府的存在不可能對社會經濟毫無貢獻。然而，無論政府做什么，嚴格來說，都算是干預市場。原則上，市場什么都可以做，只是很多事項，由市場處理交易或社會費用過高，政府從事可以節省這些費用。原則上，政府的成因與公司或企業的成因沒有什么不同。問題是，一家公司之內的成員的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而推到龐大如政府的公司，其權利界定更不容易清楚了。混水摸魚于是司空見慣。把政府作為公司看，經濟學行內似乎只有高斯和我兩個人。這樣看，高斯和我對政府操作的接受，可能比佛老略多一點。
原則是一致的。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公司代替市場，也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如果二者皆基于私產為局限，私營公司的出現是私產擁有者的選擇結果，要是公司可以節省的交易費用不比市場優勝，他們不會參與公司，就是參與了也可以退出。原則上，政府的成因類同，而美國有好些城市是由私產的擁有者自愿參與組合。這也是佛利民所說的自由選擇了。
問題是當政府擴大時，國與國之間（可說是公司與公司之間），各有各的國界與市民國籍。這樣一來，自由選擇參與或不參與變得不容易。沒有國籍選擇的自由，加上龐大的國家公司的市民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不一定是為了節省交易或社會費用那么簡單，而是在壓力團體混水摸魚的影響下，這干預入肉傷身，納稅人叫起救命來。
前文可見，「自由經濟」一詞，嚴格來說，沒有什么意思，因為在局限下「自由」選擇，四海皆準，只是局限不同，生活各異，自由的感受有別而已。「積極不干預」一詞，更是混淆不清，因為凡有政府，必有干預，而「無政府主義」是空中樓閣，盤古初開可能出現過，不是文明之物，除非我們能找到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至于香港胡里胡涂得享大名的「積極不干預」，我是個「專家」。提出與推行這政策的三位財政司——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我都認識，曾經與他們談及該詞何解。其實他們不求甚解，只說大意：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這說法有兩大問題，前者界定不清，后者難以自圓其說。先說前者吧。
「交易費用」這個重要的局限理念，在經濟學起自三十年代或更早的，要到六十年代中期才進入制度運作的思維，而傳到香港已是一九八二年了。原則上，市場沒有什么辦不到，就是法治也可以通過市場成交，無需政府。但原則可以，實際困難的例子不勝枚舉。不干預政策于是成為：市場處理的交易費用比政府低的項目，政府不干。事實上，上述的三位財政司都是聰明人，沒有聽過交易費用也知道這些費用是考慮重點。困難是好些項目判斷不易，于是舉棋不定。
最明顯的困擾是土地使用那方面。香港的土地歷來「官」有。一方面政府要把土地放出去發展；一方面賣地是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不能賤價而沽；再另一方面地價太高，窮人住不起，于是搞出租務管制、廉租屋、居屋等——皆大干預政策也。我曾作過好幾年研究，發表過兩篇關于香港租務管制的長文，說管情亂七八糟，見笑天下，積極干預之致也。
貨運碼頭是另一個有趣例子。據我所知，當年香港打算由政府處理貨運碼頭，但后來的決定，是市場可以做，于是政府不干。記不起與哪位財爺吵了起來：我認為貨運是香港的重要命脈，政府要大量把可作貨運碼頭的海岸放出去。但政府顯然要把岸地賣得起價，不多放，害得今天被深圳迎頭趕上。停車場是另一個故事。也記不起跟哪位財爺爭論：我說要讓地產商處理，他說政府處理有成功先例，又恐怕私營會亂收費。
何積極不干預之有耶？這就帶到我要說的后者：難以自圓其說。土地政策之外，最明顯的市場可以辦得比政府好，但政府偏偏要干預的例子，有兩項：其一是教育，其二是醫療。上文提到的三位財爺，沒有一個不同意，這兩項，市場處理的成本比較低，而效果也較好。但政府干預這些，是為了收入的再分配，蠶食私產。今天這兩項「公立」當道，是大干預，郭伯偉當年的「誓章」，早就火化了。
回頭說佛利民批評曾蔭權，前者說后者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雖然后者彷佛親自這樣說——是不對的。佛老沒有跟進香港的史實，不知香港的租務管制起于一九二一，遠在曾老弟出生之前，而八十年代后期有了大干特干，老弟還沒有作財政司。我認為老弟的初步失誤，是作為財政司，明知政府的樂善好施過于夸張，應大手削減，他沒有做。做不到吧：上頭發神經，下面皆壓力，而到了他的年代財政司的權力所余無幾矣。
佛老批評得對的，是曾特首不應該說「市場機制明顯失調時」政府要考慮采取行動。老弟一世聰明，這次咬著脷根。市場機制就是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是兩回事。把兩種機制混在一起，怎會不天旋地轉了？(作者: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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