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雷宇 葉鐵橋
“我現在很向往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之前，那時候沒有現在的學術體制，老師單純地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做學問。”
房間內彌漫著嗆人的煙味，汪正龍教授再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臉色漲得通紅，這位被動卷入其間的教授感慨萬千。
一門精品課程為什么會導致這樣一個結局？這樣的疑惑持久地纏繞著他的內心，讓他陷入沉思。
而今，這個周憲、趙憲章、胡有清3位教授的學生兼同事、方蔚林教授的博士后階段同門給出了自己的思考，“沒有這些評選，也許問題不會這么多。”
汪正龍說，1999年高校實行崗位津貼后，無論是爭取研究基地、精品課程、國家名師，還是重大招標項目或優秀團隊，什么都得去申報，什么都得去評審，“一年1／3的時間做材料和填報，耽誤的事件數不勝數，勞民傷財不說，還敗壞了我們的學風。”
在汪正龍看來，老師做學問本應是帶著敬畏和學術追求做的，但現在搞得幾乎所有排名都跟這些榮譽名頭掛鉤，資源分配也都與此掛鉤。南大很多學科本來不大被重視，一度排名處在一些實力遠遜于己的高校之后。壓力之下，學科領導發現如果不爭取，資源只會越來越少，而一爭，因為項目、名頭是有限的，問題就來了，內部的人事關系也就復雜起來了。
汪正龍說，真正做學問的老師對這些東西有看法，但身在體制之中，只能被動地參與，“我們總是教育年輕一輩的學子要甘坐冷板凳，但我無法跟他們談學術良知，因為這是整個學術體制造成的。”
“哪怕窮一點，少一些名頭，(我)也情愿多一點單純地做學問的生活。”汪正龍教授以自己為例說，現在各種申報教研室主任做得最多，特別是一些表是很繁瑣的，材料還要不斷地更新。由于爭的人多，項目、名頭有限，難免會引起各個學校的競爭，那些項目就像誘餌一樣，不斷地吸引我們一哄而上去爭搶，由此可能會有一些不規范的事情產生。而且大部分時候，10份表里有5份是勞而無功的，白忙活兒。即便成功了，錢也不好花，年度、中級、結項考核，循環往復地填表，難以自拔。
“我是太累了，我們下半年還有個會議，我是主要的操辦人，明年我是想辭職(辭去文藝學教研室主任——記者注)不干了。”這位年富力強的教授用“心力交瘁”來形容幾年來的狀態。
“明年都46歲了，總得有點時間安心思考問題，做學問，不能老是做體制里面的事情。能不能這樣，還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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