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擇校路
》》A
高校擴招的目的之一是給中小學減負，但似乎未能如愿。在“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口號下，競爭壓力下移，擇校者趨之若鶩。
1998年，杭州市教育局為平抑初中擇校，出臺了民辦初中“搖號”政策。從此，杭州人讀初中有了兩種選擇：按學區升入公辦初中；或者，先報名參加民辦初中“搖號”，如果不中，再上學區初中學校。
所謂“搖號”即“抓鬮”，能進不能進全憑運氣決定。多數杭州人都想去碰碰運氣，盡管這些民辦初中要收高價學費。因為這些都是杭州重高上線率最高的初中學校。每年7000多人報名“搖號”，幸運兒只有2000多人。
搖不中的那5000人怎么辦？還有一個機會，去校長手里弄一個機動名額。爭取這個機動名額有兩個辦法：一是成績特別優異，如拿到奧賽冠軍之類——這部分很少；二是成績過得去，關系足夠硬——很多人走這條路。
》》B
除了初中以外，杭州的小學、高中也有類似的“機動名額”。陳再東(化名)就經歷了三次擇校的全過程。
1999年，兒子上小學，他花了1.2萬元把兒子弄進長壽橋小學，這是當時的名校之一，“好的初中挑學生，要看出身的。”
2005年，兒子上初中，參加“搖號”是毫無疑問的。“前三所重高的名額多數集中在那幾所民辦初中里。”此前，他把兒子送到奧數班學了兩年，拿了個奧數三等獎，這是名校比較青睞的經歷。所幸兒子比較爭氣，搖進了，少交了一筆贊助費。不過一年一萬的學費是不能少的。
2008年，兒子考高中，報了重高，差幾分沒上。“大學保送、自主招生只在前幾所重高進行，不進這些學校，一點機會都沒有了！”他又托關系去學校磨“借讀”名額，“送”進了幾萬元。
2000年入學的一年級新生，2009年恰巧坐進了高一教室。他們中不少人與陳再東的兒子有相似的經歷。正常情況下從小學讀到高中總計不過一萬多一點的費用，他們卻可能要花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這還不包括人情關系。
身為知識分子，陳再東憤懣而又無奈，“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現在卻成了變相的買賣關系。”“如果現在我不幫兒子參與這場角逐，以后他如何能在社會上與別人公平競爭？” “社會分化，現在已經提前從擇校大戰中開始了。”
民間聲音：
◎“應該說，這十年來，我們的好學校越來越多，能進好學校讀書的人越來越多。問題的癥結在于人們的需求已經從‘要上學’變為‘上好學’……”
◎“正是教育公平的呼聲和教育極度不均衡的現實，導致眼下這樣結局。下一個十年，教育部門應該考慮的是：我們究竟該采取怎樣的發展戰略，來逐步實現教育公平。”
期待下一個十年
誰都知道教育有問題，問題是怎么改？從哪里開始改？
大學教授失望：“送進來的毛坯已經這樣了，我能怎么教？只能涂脂抹粉罷了！”
中學老師無奈：“高考指揮棒在，我們怎么改？只能給分數而已！”
教育改革是一個系統，牽一發而動全身。
《新京報》曾發表評論文章說，標刻在孩子腳下的起跑線就是一根利益鏈，它連接急功近利的學校與商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育官員對現代教育的錯誤理解。
如果說，教育具備實行“產業化”的可能，那么它只能是一項“百年樹人”的長期產業，而非房地產投資。
無論改革多復雜，改革的方向不可動搖。
我們必須努力做的是，為實現這樣的改革，造成條件。
新任教育部長袁貴仁走馬上任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序幕也許才剛剛開始。
可以肯定的是，袁部長的改革路不會很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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