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5——26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CIRD）、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CIEM）和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聯合舉辦的“中越經濟改革比較論壇第四屆年會暨亞洲轉軌國家經濟政策對話”在海口召開。本次會議將緊緊圍繞“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諧社會與公共服務體制改革” 、“關注民生與建設和諧社會”、“WTO與規制改革”等議題展開充分而熱烈的討論。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中越經濟改革比較論壇第四屆年會暨亞洲轉軌國家經濟政策對話上發表了題為“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府因素”的主旨演講 。 ——中國發展門戶網編者
我國既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又是一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大國。從現實看，新階段實現可持續發展重要的是推進政府轉型及其相關的制度安排。
這里，我就“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府因素”提出3個問題，與大家探討。
一、如何全面把握實現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壓力
如何理解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首先，我講一個來自越南的故事，可能對討論這個問題有所幫助。越南有一種野生水稻，很適合人們食用。后來，當這種野生水稻越長越快時，發現它已含有對人體有害物質而不能食用。科學研究的結論是，只要保持這種野生水稻適當的生長速度，它的有害物質會自然消除。這說明，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快”是有限度的，超出一定限度的“快”常常會走向反面，甚至演變為一種災害。把這個道理引用于研究可持續發展問題，我認為，新階段實現可持續發展應當有兩個基本性目標：一是建立在質量和效益基礎上的較快發展；二是要以人為本，發展的成果要服務于人的基本需求。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日益增強的兩大壓力，其一是資源環境約束的壓力越來越大，其二是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壓力正在凸顯。面對現實的兩大壓力，新階段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把握兩大原則：
1.經濟增長要在資源與環境可承受的條件與約束下進行。就是說，在現實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的情況下，過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好事。這是因為，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快速經濟增長不僅會大大削弱中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還將不斷加大經濟社會風險。為此，不能以GDP的快速增長掩蓋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發展問題；不能以當前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發展態勢掩蓋經濟結構的扭曲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不能以發展重化工業來掩蓋能源利用的低效率。此外，還需要指出的是，也不能以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成績掩蓋地方政府在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上的某些職責缺位。目前，有的地方資源環境的損失已經明顯大于經濟增長的收益。
2.經濟增長要在廣大社會成員基本公共需求滿足程度的條件與約束下進行。就是說，進入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在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現實約束下，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的路子很難走遠。這是因為，能否逐步滿足全社會的基本公共需求不僅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更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消費率長期過低，收入差距、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有所增加，都與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直接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制約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兩大壓力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其實質是新階段政府作用的有效性問題。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要把政府工作的中心和重點放到基本公共服務上，以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以關注民生為目標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全面實現政府轉型。
二、如何客觀估計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在2003年SARS危機中，我們提出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實現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近幾年的實踐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滯后，是新階段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1.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成為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體制障礙
歷史地看，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過程中，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是，隨著改革發展的不斷推進，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積極作用在減少，負面作用越來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近幾年經濟過熱、土地失控、資源浪費、環境惡化以及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就是說，進入改革發展新階段，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及其運行機制，已經是弊大于利、難以為繼、非改不可。這里，僅以兩個問題為例：
（1）由于政府對要素配置與定價不適當的行政控制，使要素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嚴重滯后于產品部門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由此，造成要素市場的扭曲與失衡，并使資源環境的約束性矛盾明顯突出。
（2）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過快增長的體制性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穩定投資增長的關鍵，是穩定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
2.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利于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價格信號為主導的市場機制比政府不適當的行政干預更為有利，更有效。當前，由于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和運行機制尚未根本改變，政府仍然掌握著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并嚴格控制重要的生產要素價格。由此，使資源的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市場供求關系，不能反映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環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問題。這樣，不僅誤導了企業，而且破壞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相反，如果資源的稀缺性、環境的成本能夠通過價格信號反映在企業內部成本中，如果資源要素價格能夠充分反映市場競爭的實際需求，企業的行為、政府的投資沖動就會受到市場機制的有效制約。
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要求出發，要為形成良好的市場機制創造條件。例如：第一，推進資源價格等相關改革，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第二，在嚴格環境監管的同時，注重利用市場機制，形成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制度安排和促進節能減排的體制機制建設；第三，加快推進投資體制改革，落實企業投資的主體地位，進一步規范政府的投資行為，盡快建立政府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第四，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嚴格限定國有壟斷經營的范圍，降低門檻，引入競爭。
當前，人們關注社會領域的公平問題比較多，但也要看到，由于行政壟斷、權力尋租造成的經濟運行中的某些不公平性問題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更大，它既損害了經濟發展的整體效率，又放大了社會領域的不公平。為此，應當充分估計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大作用。
三、如何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
進入新階段，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全面制度創新的重點。面對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壓力和突出問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已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之一。
1.適應新階段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需要大大強化政府的經濟性公共服務職能。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新階段，政府在可持續發展中有效性的發揮，應當通過提供良好的經濟性公共服務，以為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從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求看，要重點強化國家的經濟戰略職能。如，切實加強政府的中長期戰略規劃職能、國家的能源戰略職能、對外經濟戰略職能等。與此同時，需要加強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實現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實現政府主要以政策工具調控市場，以使政府的宏觀調控沿著市場化的方向推進。
2.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按照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不僅可以有效地緩解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還可以在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消費、拉動內需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從改革的現實需求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能夠盡快建立可靠的社會“安全網”，形成解決民生問題的體制保障，使市場化改革獲得更為廣泛的社會支持。從新階段的可持續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現實需求出發，我們一再主張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作為新階段改革的基本目標之一。
3.調整和改革中央地方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干部考核機制。新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僅涉及到政府和市場的職能邊界，而且涉及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邊界。現實經濟活動中經常出現的中央宏觀調控目標與地方政府行為方式的矛盾和問題，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現行“以經濟總量為基礎”的中央地方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干部考核機制。一方面，在現行的中央地方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沖動具有一定的客觀性。由此，不時的投資反彈并引發經濟波動的風險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在現行的干部體制下，GDP政績仍是官員升遷的重要條件，這不能不使行政權力與具體的經濟活動捆綁的太緊、糾纏的太深，并由此產生各種經濟的扭曲行為，以及某些體制性機制性腐敗問題。為此，應當盡快實現中央地方關系由“以經濟總量為基礎”向“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導向”的轉變，嚴格規定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并建立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干部政績考核機制。
當前，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必然會涉及行政干預過度、行政壟斷過多背后的政府利益和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問題。為此，應當盡快實現政府決策和執行的公開與透明，建立有效的監督體制。切實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著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更需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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