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林毅夫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在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的指導下，開始了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系統學習。
主持人：從一個研究馬列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環境下，一下子就到了西方，到了這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他們是以研究西方市場經濟最出名的，就是這種變化對你來說是一種什么樣的，你怎么看待這個？
林毅夫：其實這個變化對我來講，也不是那么大的沖突，因為前面講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邏輯體系，西方市場經濟學也是一個邏輯體系。應該講起來，對很多問題他都有看法，這個看法不見得一樣，但是它都是從一個最根本的出發點出發推論出來的，其實我發現，任何理論都一樣，任何學問它最后都是一樣的，都是從一個最根本的出發點出發，然后來建立它整個的思想體系。
主持人：那么站在美國，再回過頭來看中國，在當時80年代初，80年代中，對于經濟的研究的水平，應該說還是有高下之分的？
林毅夫：那這樣就不是自己做學問的機會了嗎？但是并不是簡單的把西方的理論拿來就使用，所以這個高、低是怎么定的，適用的就是高，不適用的就是低的吧。如果從這樣來講的話，也無所謂高下之分，國外理論可能研究的很深，但它不見得適用于中國啊。那么國內的學者，不管是中層研究部門，或者是我們在理論界的，他研究問題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也算得上一個高。
主持人：那么在美國的這段時間，對你來說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收獲還是一個就是說對市場經濟體系的了解，同時一個很嚴謹的理論，這個思維的訓練。知道怎么樣深入去觀察問題，那么從問題了解它形成這個現象各種最主要的制約因素是什么，然后從這個了解當中，形成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或者一個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這樣的一個理論思維的訓練，跟理論研究范圍的訓練，我想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受益最大的。
林毅夫幾乎將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他提前一年獲得了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和實證》被博士導師舒爾茨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主持人：為什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里面，你又選擇把農村經濟作為研究的重點？
林毅夫：這個有客觀原因，有主觀的原因。
主持人：都是什么呢？
林毅夫：主觀的原因是中國的問題，農村問題是最大的，農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要解決的根本的問題。那么中國現代化，如果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國的現代化，客觀的原因是芝加哥大學，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就是要外國學生博士論文是寫他自己母國發生的問題。在1984年的時候，我想對中國來講，最清楚的變化就是中國農村改革取得的成功。所以我一方面也關心農村問題，二方面當時農村改革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就在芝加哥大學讀書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以中國的改革作為我的論文題目，所以也是一個與祖國關聯的一個結合吧。
1983年，林毅夫在美國求學的第二年，他的妻子陳云英帶著一雙兒女也來到了美國，這是他們在分別四年后的第一次相聚。
主持人：這四年的時間，有音信聯系嗎？
林毅夫：當然有，通過我在國外的親戚，把信息帶回臺灣說我還在。
主持人：你們雙方之間夫妻之間就是沒有打電話？
林毅夫：那當然不行了。
主持人：通信呢？
林毅夫：那也沒有辦法直接寄啊。
主持人：比如說你的一封家信可以通過第三方再寄到你妻子那兒？
林毅夫：那倒是可以。有過。
主持人：你當時已經是一位兩位孩子的父親了，對于孩子的思念，那段時間我很想知道，這四年是怎么過來的？
林毅夫：當然是，做任何事情并不是沒有代價的。當然我很幸運的就是說，我妻子很諒解我，她也跟我有相當共同的理想。那么你要追求一個理想，又不能同時做的時候，總是有人先做，有人后做，但是我相信我們理想是一致，我們心是一致的。彼此即使距離的非常遠，我們心有靈犀一點通。
主持人：那如果沒有這次出國留學的話，恐怕你跟你妻子和孩子之間的這種相隔時間還會更長一些？
林毅夫：是，當時心里準備是更長一些。
主持人：你的心里準備其實是多長時間？
林毅夫：這個當時想到也許像王寶釧吧。原來確實離開的時候，當時準備也許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真的是做好了這樣的思想準備？
林毅夫：是的。
主持人：這種堅定不移的強大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林毅夫：我前面講我一直追求的是自己內心的平衡。/在臺灣發展當然不錯，但是跟我追求的目標思想是相互沖突的，到大陸來，我可以追求我自己內心這么一個統一，那么這個統一跟社會是一致的。那我是比較幸運的人，我就覺得我一直是一個很幸運的人，這個時代對我很好，這個周遭人對我都很好，那么一些事情都比想象的好，我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反過來看好像又取得效果好了很多。原來確實離開的時候，當時準備也許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追求自己的內心目標，一定要犧牲自己的個人幸福嗎？
林毅夫：這就看你怎么定義幸福。幸福的定義，我覺得中國的，不管是儒家哲學還是道家還是佛家，我想最高的幸福還是內心的平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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