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后返回廣州的農民工。記者黎旭陽攝
4萬億投資能否有效帶動就業？日前，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蔡昉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金融危機對就業的傷害要大于對GDP的傷害；特別是9000萬靈活就業的農民工，他們的失業嚴重程度容易被低估。“經濟復蘇了，就業卻上不去”也是有可能的。
文/特派記者張強、曾向榮、李穎
病征
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被低估
記者：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就業的影響有什么特點？
蔡昉：這次經濟危機的影響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首先，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企業受到的沖擊最大，因此危機對就業的傷害要大于對GDP的傷害。
其次，受沖擊的企業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主體，所以農民工是遭受就業沖擊最嚴重的群體。
記者：農民工的就業現狀如何？
蔡昉：這次危機沖擊的主要對象，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非正規就業群體。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當中，靈活就業的三分之二，約9000萬人。然而，由于這部分人很難在現行的就業統計體系中得到反映，不僅他們失去就業崗位的嚴重程度容易被低估，他們被社會保險和就業扶助措施覆蓋的程度也很低。
經濟復蘇失業率未必下降
記者：是否經濟回歸高增長后，就業問題就自然會迎刃而解？
蔡昉：經濟周期對就業影響的確很大，即便是長期勞動力短缺的發達國家，經濟危機時也都會出現失業潮。我特別提醒有關部門要謹防曾有過多次先例的“無就業復蘇”：經濟復蘇了，但失業率卻居高不下。
記者：為什么會出現“無就業復蘇”這種奇怪的經濟現象？
蔡昉：各個國家出現“無就業復蘇”，原因各不相同，但也有相互吻合的，那就是：都伴隨著技術升級與產業轉移出國的現象。
每逢經濟陷入衰退，企業都會想方設法地節約成本、提高效率，多用自動化設備而少使用人工，是常見的辦法。另外危機之下，勞動密集型企業會從相對發達的國家遷往相對落后的國家，以節約成本。
無論是技術升級，還是產業轉移，都會壓縮就業機會。
藥方
不能照搬“四小龍”的經驗
記者：我們該怎么解決產業升級與保障就業之間的矛盾？
蔡昉：亞洲“四小龍”當年靠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就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國外，轉攻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但我們跟“四小龍”不盡相同，“四小龍”都是小規模經濟體，我們地大人多，不能照搬“四小龍”的經驗。
中國東西部差異巨大，我們不妨把在東南沿海地區遭遇發展瓶頸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用中西部地區與印度、越南這些同樣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國家競爭。
雖然中國的工資水平在不斷提高，但研究表明：中國近年來工資的增幅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幅度是同步的，依然擁有勞動力比較優勢。據我所知，中國中西部地區，無論是政策環境、基礎設施，還是勞動力素質，都要優于印度和越南，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明顯。因此，我們要想方設法引導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搬到中西部去，盡量不讓它們流到印度和越南。
從現實層面看，廣東的“雙轉移”政策很有道理，因為“解鈴還需系鈴人”。
開拓中東和拉美市場
東部可“走出去”談判
記者：東部“騰籠換鳥”之后該怎么發展？
蔡昉：東部“騰出籠子”之后，重點發展服務業。“中國制造”對美國的依賴度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為美國商人有很強的采購能力；而我們的談判能力又很差，人家說多少錢就多少錢。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我知道廣東的企業已經開始大力開拓中東和拉美市場。
中東人和拉美人的采購能力不太強，我們必須提高議價能力，主動地走出去，不能坐等他們上門來找我們。主動走出去、議價、營銷，這些事東部可以試著去干。（張強、曾向榮、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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