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6月8日，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某人士在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這句話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停頓了一下。他說：“在許多行業，中國員工的勞動時間幾乎已經趕超日韓了。”
國人最初接觸到“過勞死”這個概念，還是在20多年前。當時，著名學者蔣筑英猝然離世，留下了“英年早逝”的一片嘆息。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情況似乎越來越糟，相繼因“過勞死”過世的人，不管是事業成績斐然的王選和陳逸飛們，還是血汗工廠里倒下的工友們，無一不令人震驚地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
而就在五月，“過勞死”名單上又添新人：華為研發人員，胡新宇，25歲；中興工程師，程明，32歲。
都是令人扼腕的英年早逝。
首都醫科大學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楊新春教授曾表示：據估算，目前中國每年大約有60萬人發生猝死，勞累、生活不規律、開夜車、高度緊張是最大誘因。而美國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在30歲—50歲的英年早逝者中，95.7% 的人是死于過度疲勞或由于過度疲勞引起的致命疾病。這些，都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
現代版的“鞠躬盡瘁”
——“加班”何時成了一種企業文化
新聞工作者、科研人員、企業高管是目前“過勞死”最為突出的三類高危人群，有調查顯示，目前新聞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歲—60歲，平均死亡年齡45.7歲；科研人員的平均死亡年齡在52.23歲，15.6%死于35歲—54歲。
這是在5月25日上海召開的“浦江學科交叉論壇”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復旦大學免疫生物學所所長熊思東教授提出的一種警告。他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過勞死”正開始威脅高節奏、高壓力的都市人。
而無休無止地加班是產生“過勞”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加班成為一種‘企業文化’的時候，其負作用正在迅速顯現。”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勞動處的陳杰平處長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要求員工加班很正常，企業追求的就是利益最大化，連我自己都很少11點以前結束工作，當然也希望我的員工如此。”某私營高新技術企業的一位許姓老板直言不諱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他說，一個員工自愿加班，會讓他感到員工的敬業，他會本能地喜歡他。而那些不“敬業”的員工，會是他“首先考慮淘汰的對象”，他并不害怕沒有人接替，因為現在“最不缺的就是人”。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楊清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國正在向城市化和社會化過渡，轉型期間，各種競爭壓力急驟增加，為了保持社會的高速發展，一些緊缺型人才被透支使用，使得這個人群無論在精神和諧上還是在身體健康上都面臨著巨大的沖擊。“如果在現有生產技術不能取得更大進步的條件下，要想維持社會的高速發展，對人力資源的高強度使用的現狀就不會發生大的改變。”
更有不少企業將員工是否經常忘我的加班勞動作為考核參考項，那些“不辭勞苦”、“廢寢忘食”的員工經常被當作典范加以鼓勵和贊賞，反之則多少會被認為沒有將工作放在第一位，而遭遇領導的冷眼。而這些境遇，在知識層次高、競爭壓力大的白領階層已司空見慣。
陳杰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尤其是一些實行計件工資制的中小民營企業和沿海來料加工型企業，加班成了家常便飯。譬如，一些企業投機取巧，把勞動定額定得很高，即使是手腳非常利落的工人，也難以8小時之內完成勞動定額。完不成勞動定額，就拿不到基本工資，為了多掙點錢維持生存，工人們只好被迫“自愿”接受加班，有的甚至每天工作長達16個小時。企業這么做，一方面是變相延長勞動時間，壓低人工成本；另一方面還規避了以更高的工資率支付工資的法定責任。
或許，沒有人知道那些無休無止的加班，到底是他們自愿，還是被逼無奈。但是，當加班也有排名，并且成為晉升、加薪甚至是能否留職和生存的重要指標后，誰還能分清楚自愿與不自愿呢？
現代版的“鞠躬盡瘁”已經悄悄的變了味道。
“絕大多數的加班都沒有經過工會的同意”
“胡新宇到底是不是‘過勞死’，我們不是病理學專家，不能下結論。但是，如果有關方面最終可以確定胡新宇的直接死因與超時勞動有關，那么這就是一起非常惡劣的違法和侵權事件，公司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陳杰平對《中國經濟周刊》說，“但是根據現有法律法規，要作出這樣的認定，可能很難。”
陳杰平特意將《勞動法》中有關“工作時間與休息休假”的相關規定給記者打印了出來，他指著這些規定告訴記者：國家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能超過八小時……用人單位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他尤其指著第四十一條的開頭說：“用人單位由于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后才可以延長勞動時間。”但是，絕大多數的加班并沒有征求工會和勞動者的同意，更不要說協商了。
“工會自始至終都反對超時工作。”陳杰平說，我國《勞動法》的相關規定還是比較嚴格的，但是一些企業的取巧做法，卻讓監督和執法工作很難進行。
“參照《勞動法》有關工作時間的規定，可以說目前國內相當多的一批企業都已經違法了，有些甚至相當嚴重。可是一些企業卻總能以員工是自愿加班為由逃避勞動部門的監督檢查。”
陳杰平說，作為一級組織，工會面對一些非公有制企業存在超時勞動的現象缺乏應有的約束力：一是工會組織沒有勞動執法權，只能配合勞動監察部門對超時工作狀況進行監督；二是一些私營企業根本沒有成立工會，或者成立了工會，但工會的作用沒有發揮到位。當然，相當多的成規模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企業管理手段比較成熟，工會力量比較強大，在這方面相對規范得多。
誰來遏制 “過勞死”？
“‘過勞死’這個曾經徘徊在日本的幽靈，正在極大地侵蝕著中國經濟本就先天發育不足的軀體，雖然目前還沒有人具體地計算過‘過勞死’造成的巨大損失，但是，情況的確到了需要引起各方關注的時候了。”宋波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隨著“過勞死”人數的增加，勞動者渴望受到保護的意識也在逐漸增強。但是，相關法規的不健全卻使得這種保護難以到位。
在曾經“過勞死”多發的日本，“過勞死”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是作為一個法律問題活生生地出現在社會現實生活之中。資料顯示，1994年，日本勞動省就已正式把工作過度列為職業災害，日本官方又在近年把“過勞”正式列為職業病的一種，“過勞死”已寫進了日本法律。2002年10月2日，日本廣島高級法院判決川崎制鐵公司造成員工“過勞死”案和解，判令川崎制鐵公司必須支付1.1350億日元賠償金給死者家屬。這是繼在此之前——2000年6月日本電通公司“過勞死”案敗訴后，第二樁企業全面承認錯誤并達成和解的“過勞死”案件。
而在中國，迄今為止，“過勞死”在法律上仍是一片空白。發生于2000年的中國首例“過勞死”索賠訴訟，就因為勞動部門不承認有“過勞死”一說，一審法院判決原告敗訴。
陳杰平說：“超時勞動弊端很多。首先，超時勞動是對勞動者的一種剝奪，這在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早有定論；其次，它還對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再次，超時勞動是‘就業殺手’。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一邊是大量存在加班加點，一邊是許多人找不到工作而失業。一個工人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就等于占用了兩個就業崗位。而創造就業崗位非常不容易，在全球化的今天，就業機會已經成為最為稀缺的社會經濟資源。最后，超時勞動的恣意橫行讓企業對低廉勞動力成本產生依賴，阻礙企業在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升素質等方面下功夫。”
“要有效遏制超時勞動，需要我們在完善法制、確立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和增強勞動者自我保護意識等諸多方面，作出長期不懈的努力。”陳杰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上個世紀80年代，蔣筑英、羅健夫等杰出人物的英年早逝，讓人們關注起中年知識分子的健康。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改善知識分子生活條件的政策：提出帶薪休假、給知識分子做健康體檢等等。可惜的是，有些政策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得到及時的解讀和完整的執行，未能成功阻止“過勞死”的侵襲。
一些從業者向《中國經濟周刊》反映，要么單位根本就沒有人提起過帶薪休假制度，或者即使有，他們也不能休。有位王小姐甚至反問記者，像她這樣的聘任制員工，能和那些在編的人員一樣享受帶薪休假嗎？
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表示，中國企業目前普遍處于公司發展的初期階段，員工的加班現象十分普遍。華為的一位海外工程師就談到：華為只有靠有價格優勢的設備費和較短的工程周期，與愛立信等國際巨頭搶市場，這就造成華為人需要忍受高強度的工作壓力，進行周期短、工作量大的艱苦開拓。而在國外，由于產業發展已經經過了這個階段，一些著名的企業都會進行SA8000(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認證和檢查，以便最大程度的杜絕此類現象的發生。
“而改變此類現象的出路，決不僅僅在于企業和員工個人的共同努力，如果社會制度不能進一步完善，‘過勞死’的現象就會長期存在，并且透支中國經濟的未來。”宋波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中世紀的歐洲人曾嘲笑流落而來的猶太人：你看啦，猶太人都是懶骨頭，搞出一個禮拜天來逃避勞動！而在今天的歐盟國家，周工時越來越短（如法國35小時），所有工廠在下午五六點鐘全部關門走人，大小商店閉門謝客，美之曰“體面勞動（decent work）”。而要實現這樣的“體面勞動”，經濟和社會的發達程度必須要達到一個平臺高度，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死者長已矣。也許，關注“過勞死”，除了能夠讓我們告慰逝者以外，更重要的應該是，我們該怎樣為生者，爭取一個健康、快樂、幸福的工作氛圍……
資料
何謂“過勞死”？
據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代院長、國內著名心理學教授張聰沛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緣自日本的“過勞死”一詞，最早出現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經濟繁榮時期，是由于勞動者過度的工作負擔（誘因），導致高血壓等基礎疾病惡化。長期的過勞還會出現很多心理癥狀，進而引起腦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環器官障礙，從而造成患者死亡。
國際上對“過勞死”的普遍定義為：過勞死是因為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心理壓力過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亞健康狀態，由于積重難返突然引發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救治不及，繼而喪命。
一個“過勞未死”的典型性故事
5月，是張麗出院以后安心休假的日子，在她裝修一新的房子里，整整的一面墻都掛著她畫的一張張稚氣的水彩畫。
張麗略顯蒼白的臉已經比半年前多了一絲血色，人也胖了2斤。她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目前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辭職，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忘掉工作，真正過上一段云淡風輕的日子。
目前張麗每天都會給自己和家人做上幾道營養搭配合理的飯菜，這在以前的7、8年間似乎都是一種奢望——因為她沒有時間。而現在，白天，家人上班以后，她就自由地揮毫寫意，滿足一下多年未竟的學畫心愿。
她說，這種感覺，舒服極了。而如果沒有兩個月前突然在工作時間被同事送進醫院，她都無法想象自己還能夠在繁重的工作中瞬間停息下來。
張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連續的長期加班讓她身心俱疲，她羅列了自己一天的大致時間表：早晨7點被鬧鐘叫醒，起床后沒有時間吃早飯就沖到單位上班，對著電腦忙一上午，中午在食堂匆匆吃一口下午繼續忙，晚上經常有應酬。趕上月末年終報表的時候，連續住在公司徹夜加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說實在的，我幾乎每分鐘都在拼命工作，并對自己的健康進行透支，最后身體一天天垮了下來。”她說。
住院之前的很久張麗就已經感覺到身體不適了，疲憊不堪，失眠，頭疼，上四層樓都要喘上很久，甚至輕度的抑郁癥……可是她一直都沒有時間好好去做一下檢查，更別說休整了。
“真的這樣繼續下去，不‘過勞死’都屬意外。”她戲言道。
對話
直面“過勞死”
——政府、企業、個人一個也不能少
嘉賓：
楊清河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
張聰沛
哈爾濱第一專科醫院代院長心理學專家
陳杰平
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勞動處處長
宋波
《現代保健》雜志社社長
關注“過勞死” 首先要關注“過勞”
楊清河：過勞死早期在西方曾經存在，但是最嚴重的國家應該是日本，日本經濟長期排在世界第二位，其主要原因就是：作為資源匱乏的日本來說，可以調動的資源并不多，而人力資源是它可以充分利用的主要生產要素。可以說，他們通過勞動投入，靠拼人戰術，支撐了其經濟發展。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在許多大城市、大企業等，人們的競爭意識都有了極大的增強，危機意識、地位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脅都促使人們以更多的精力、體力來投入到工作當中去，從而產生了一大批過度競爭狀態下的過度疲勞的人群。而我們卻長期忽略了對這些人的關愛。
目前，可以說還沒有哪些機構對“過勞死”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尤其是疲勞研究、生理學和工作的關系、心理學和工作關系的研究等。
宋波：“過勞”現象近年來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我們關注“過勞死”的時候，一定不要僅僅停留在每個個案的分析和爭論上，而是要關注已經長期“過勞”的人群，研究他們“過勞”背后隱藏的社會和制度因素，并且有針對性地實施干預，才能避免悲劇的一次次發生。
呼喚“帶薪休假”
張聰沛：勞動者一般都處于弱勢地位，要面臨人際、晉升、批評甚至下崗等各種職場壓力，如果這種壓力得不到釋放，就會產生一系列問題。
目前幾乎每個從業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過勞”的現象，可是更多的人只有已經發病的時候，才會去找醫生。且“過勞”過程中的心理因素更是被人們長期忽略。中年正值人體的轉軌階段，是具有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等背景疾病發生的危險時期。據統計，50%的心肌梗死病人平時只會偶爾出現胸悶和胸痛的現象。這一時期，有基礎疾病的人群只要遇到過度疲勞等誘因，就容易產生嚴重的后果。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該樹立這樣的新觀念：以損害勞動者的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換取經濟效益和事業發展，是對生產力的破壞，更是對人性的摧殘。作為個人來說，如果不能享受帶薪休假的話，一定要學會在工作中懂得放棄和忙里偷閑。完全放下工作的休假，在一個月內一定不能少于兩個空白天。更不要把工作帶入每個長假。應該合理安排休息時間，學會心理調節，讓神經放松。
宋波：帶薪休假制度80年代中期提出后，因特殊情況曾經暫停，直到1991年得以恢復，1994年才被正式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很長一段時間內，傳統思維習慣占據主導，休假觀念沒有被完全接受，誰都不好意思或者說有點害怕提出休假，怕領導和同事對自己有看法。從現在的情況看，要真正實現帶薪休假這一目標仍然有難度，但希望適應時間不要太長。
楊清河：人工作是為了什么？大多數人不就是追求生活質量的提高嗎？而這種提高一方面體現在工作之內，一方面體現在工作以外，如果工作內外不分，努力工作的初衷也就違背了。半個月的帶薪休假制度，完全可以讓人們用15天脫離社會和工作，最好是去山林放松，然后才能回來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當中去。
中國的全民激勵可以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越是這樣，我們越應該超前的意識到問題的另一面，對這些貢獻大的人群給予更多的關懷，不要讓人才干到30、40歲就不行了。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做法不僅會對個人和家庭造成損失，還會造成人力資本的可持續工作能力的下降和喪失，對經濟的發展也會起到破壞的作用。
加班文化損害了誰？
陳杰平：歐美國家對加班是有嚴格的限定的，在下班以后，幾乎看不到任何一家公司亮著燈。而我國，一邊是大量的人找不到工作，一邊卻是大量的在職人員以透支生命的方式工作，可以說，這是和我國的基本國情極不相符的。
面對著勞動力的供求矛盾，一個人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就等于占用了兩個人的工作崗位，加大了勞動力供給。本來我國的就業崗位就是稀缺的，創造就業崗位亦不容易。而之所以習慣性加班正成為常態，與時下勞動力價值與價格的扭曲不無關系，如果單位和企業都依照法律規定成倍給付職工加班薪酬，那么從正常的成本考量，單位與企業并不會選擇成本更加高昂的個人超時工作。
如果每個在職人員真的能享有勞動法所規定的權益，而不是不惜以透支生命來獲得上級認可或是保住職位。習慣性加班就沒有道理成為職場的常態。勞動者一定要有這樣的認識，在經濟學意義上，全部選擇不加班和全部選擇加班相比，更可以使勞動力價格得到很好的體現。
楊清河：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是要追求人的發展，基于此，“以人為本”就必須成為這一發展的前提。而要實現這一點，既不能靠利潤至上的企業，也不能靠相對弱勢的職工。唯有法律和制度堪此重任。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還不成熟，因為有時的加班只是臨時性的工作，如果公司可以在人才市場的人才庫里找到這樣的臨時人員，那么就可以臨時性雇人完成這項工作，而不必讓自己的精英人才透支體力，造成損害。對于加班的補償企業執行不夠，我們在這方面也沒有監管到位，政府應該肩負起應負的責任。而造成“過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樣的解決辦法，我們將在近期制定課題進行系統的研究。
配文
8小時應完成多少工作？
★文/宋雪蓮
《勞動法》規定員工的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8個小時，可是，8個小時到底要做多少工作呢？《勞動法》并沒有對此做出規定。
據了解，很多企業把工作量定的很高，8個小時完成工作量幾乎成為不可能，從而引起超時加班。還有些企業，只是在規定的時間內要求完成什么樣的工作目標，根本都沒有考慮工作量，因此造成嚴重的超時勞動。
陳杰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有一套完整的勞動定額體系，即技術類非規范類勞動標準。在國外，這樣的標準也都很完善，一般都是由行業雇主與工會協商談判制定，或者由大的企業做出行業標準，其他企業參照使用。但到后來，這樣的勞動定額標準卻被漸漸拋棄了。目前基本就是缺位了。
美國職業健康與安全研究所是一家專門研究如何預防與工作有關的損傷及疾病的機構，該機構發言人說：“工作要求超過一個人的能力，就會出現問題。”當今社會，企業老板越來越意識到壓力對員工健康和生產力造成的影響。該研究所和美國心理協會建議公司通過采取措施來減輕工作壓力，包括保證工作量符合員工的能力、界定員工的任務和職責、制定工作與休息之間合理的時間表等。
陳杰平說，我國《勞動法》實施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相關規定目前還有待細化，比如每周加班時間超過36小時是否就應該增加雇傭人數以及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工作量都沒有具體的界定，使得企業可以輕易在這些方面做文章，而對人力資本進行掠奪式開發。只有完善的法規和有力的監管執行，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才能得到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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