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上世紀70年代的6.0左右大幅度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兩個孩子）以下，迅速跨入了低生育水平的國家行列。根據國家統計局測算數據顯示，到2005年，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為1.8左右。由于我國控制人口和實行計劃生育，使世界60億人口日和中國13億人口日的到來各推遲了4年。可以說，這是30多年來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所獲得的重要成果。
客觀地講，低生育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從積極方面來看，由于人口增長速度得到有效遏制，我國的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壓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而人口增速低于經濟的發展速度，又使得人口的素質和生活質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僅以人均收入為例，據世界銀行最新統計，目前我國的年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了1740美元。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那么我國的人口總量不是13億，而是16億，相應地，人均國民收入就要下降到1338美元，降幅達到23％。
然而，低生育率對一個國家來說并不完全都是“福音”，其給經濟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正在逐步顯現。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在上世紀80年代，德國成為首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的超低生育率國家。自那之后，越來越多的國家或地區步其后塵，到2004年已經達到34個，另有30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也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遍及除非洲以外的所有大洲。超低生育率國家對低生育水平的擔憂，已經從關注低生育水平綜合癥上升到國家與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比如2004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創下二戰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聞》就立即發出警告稱，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將因人口的極度減少而出現種族消亡。其結果，日本開始以增加嬰兒補貼和幼兒看護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而韓國政府在2005年則徹底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推行的“小規模家庭計劃”，并為沒有盡早鼓勵生育而后悔。
低生育率帶來的另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加快人口的老齡化。按照國際公認標準，65周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7％以上，或者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10％以上，就是老齡化社會。而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生率開始大幅下降，到本世紀初就邁入了老齡化，過程不過20多年。據預測，到本世紀中葉，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4億，占人口總數的1/4左右。提前到來的老齡化社會不僅將使我國的“人口紅利”時期迅速轉變為“人口負擔”時期，而且對現行脆弱的社會保障體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測算，未來30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高達6萬多億元人民幣。不僅如此，老齡化還將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負擔，數據顯示，從1998年至今，中央財政已向養老保險基金補貼了2000億元之巨。
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負擔加重，還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儲蓄意識，抑制了消費的正常提高。目前，我國的儲蓄率高達46％，居民儲蓄存款超過了15萬億元。儲蓄的高增長加大了銀行的壓力，極易形成和加劇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儲蓄增多必然擠占消費的規模。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左右時，各國居民消費率一般為61％，而我國目前的消費率只有54％，明顯低于正常水平。
應對低生育率時期的挑戰，我國的經濟發展無論是在戰略目標上，還是在具體的發展道路的選擇上，都應該體現出人口轉變的特點和規律來。因此，應該在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轉變過程中，適應當前勞動人口和消費群體的特征和要求，使國民經濟能夠最大限度地享受“人口紅利”帶來的好處，同時又能夠為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化打下良好的經濟基礎。（作者:李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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