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人離場村民自治復興
一位村民告訴記者，“現在大邱莊好是好，但都只是個人的，和我們無關，禹書記那陣是真的好，因為他想著的都是集體。現在？都是各干各的唄。”
毫無疑問，單論GDP，大邱莊鎮正在享受“莊主”禹作敏死后從未有過的輝煌，盡管這樣的榮耀已經不屬于“大邱莊”，而是“大邱莊鎮”。進一步說，這樣的輝煌只屬于少數廠長和老板，似乎和大邱莊普通百姓無關。
“村里上億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窮得連供暖費都交不起。”4月10日傍晚，記者去一位村民家里采訪時，時間已接近晚上6點多，外面淅淅瀝瀝下著雨，記者在昏暗的客廳里坐了一個多小時，夫婦依然沒有開燈的意思。
“還是禹書記那陣好，連電費都不用花錢。”而比窘迫生活更可怕的是，更多人正在失去生活的來源。像那位劉姓村民，一個月只能在自己親戚家的廠子里干上半個月，其余時間就處于失業的狀態。
20多天前發生的那場風波，再次暴露了這個明星村的尷尬。
“如果你們早來20天，那就熱鬧了。”記者在拜訪大邱莊萬全街道的一位村民時，這位劉姓中年男子操著一口濃重的靜海口音說。
對“熱鬧”的注腳，大邱莊流傳著三個不同版本。
劉姓村民很坦白地告訴記者，2008年3月17日萬全街道200多人去鎮政府“散步”，當時還打了標語。
“現在村里有錢的人大概占10%，沒錢的占到90%。”萬全街道的一位領導告訴記者，貧富分化正是“萬全風波”發生的背景。
“原先是向一個方向使勁，后來是向自己那里使勁”，著名農村學者于建嶸教授認為，“萬全風波”折射的是百姓對禹作敏時代前后治理模式的突兀與不適應，使貧富分化問題凸顯。
“散步”有了一定的成果。在萬全街村民看來，“萬全風波”最重大的收獲就是以簽名的方式選舉出了村集體的領導班子。
4月2日，新的領導班子正式開始運轉。“現在的領導班子和老百姓是一條心”。有村民如此評論。
組織者談起此事時，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我們就是挨家挨戶去簽名，結果有超過一半人同意罷免原來的村主任”。
據知情人士透露，之所以能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根據《村民組織法》第十六條規定，只要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最后召開村民會議，投票表決罷免要求，經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通過即罷免成功。
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罷免村委會主任，在15年前的大邱莊這顯然應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村民告訴記者，新任的村主任叫劉永華，是禹作敏時代“能人”劉萬全的兒子，也是禹作敏的侄女婿，原來是大邱莊小學的校長，很受禹氏家族的器重。1993年被捕之前曾任萬全集團代理總經理，后被判刑四年，出獄后曾在外面做生意。
據村民們介紹，由于萬全賬目混亂，他們對原任村領導班子非常不滿意，又十分懷念劉永華的才干，所以此次把選票投給了他。但劉永華卻非常低調，并不愿意說什么。
被迫的改制
1993，對于大邱莊來說，是個特殊的年份，浪漫主義的集體時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顛覆”，個人主義時代由此謝幕。大邱莊貧富分化的種子就是從那時被埋下的。專欄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國形容為激蕩的一年，大邱莊亦是如是。
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苑鵬看來，即使禹作敏沒有被捕，大邱莊在1993年之后的日子也會過得相當艱難。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要求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中國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確下來。城市國有企業轉軌逐漸面向市場，鄉鎮企業開始面臨更大的競爭。
“當時有句話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樹’，以前依靠在體制夾縫中生存下來的鄉鎮企業將面臨非常大的競爭，另外，鄉鎮企業本身的社會包袱太重，他們一出生就有點反市場經濟的味道。”苑鵬認為。
經過了兩年的準備，從1995年開始，大邱莊開始了艱難的改制，首先是從房子開始，大邱莊人買斷自己的房子，3個月的時間，18萬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別墅全部出售給個人。
接下來，大邱莊先后完成了醫療、物業管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14項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續了多年的待遇，幾乎全部取消。
而這種改革面對的阻力也是很大，“畢竟以前幾乎都是免費的，但必須改，企業受不了。”被稱為改制后“輕裝上陣”的企業開始從產權改革方面進行努力。
變公有為民營；投資主體由單一變多元。其方式是：集體整體從企業中退出來，由“能人”出資“入主”。
新華社一篇報道稱，當時的鎮黨委書記陶潤立含著眼淚說：“我們急過、蹦過、跳過、哭過，四大企業集團的老總有的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改制后大邱莊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企業格局，大邱莊的經濟成分80%為民營，20%為外資和集體參股。
“雖然單干有種種不如意，當時的改革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現在看來當時的改革還是正確的”。現在發展得比較好點的企業的老板，大部分還都是當年的廠長、經理、會計等等。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時代就是住著別墅，現在仍然住著別墅。
從某種程度上說，禹作敏的死給大邱莊帶來轉機，由于矛盾暴露得早，大邱莊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為主的產權改革。
即使大邱莊的工薪階層，也能清醒地認識到產權改革的意義。大邱莊長江道上一位雜貨店老板說：“雖然那時候集體什么都分，但手上確實沒錢啊，一個月的工資只有300多塊，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產權改革更大的意義是提供自由創造的空間，如果沒有產權改革，也不能產生如今年銷售額過百億的友發鋼管。
1993年還有一段歷史被大邱莊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發之后，除了原來的四大集團瓦解，大邱莊鎮政府也建立了。知名學者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項繼權教授看來，大邱莊鎮的建立打破了村莊的封閉，被國家權力接管的大邱莊，正常的秩序減少了威權人物的干擾。
未竟的改革
與禹作敏時代的高調不同，大邱莊現在的官員一再掛在嘴邊的詞是：低調，沒有人再提“天下第一莊”，有時這種低調甚至讓人產生異樣的感覺。
在大邱莊采訪期間，記者曾數十次致電大邱莊鎮主管宣傳的楊主任，希望能和現任鎮黨委書記面談。他首先申明現在關于大邱莊的一切宣傳都需慎重。追問再三，楊主任才道出現在大邱莊面臨很多問題，如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等下半年，“有需要的時候”再請記者來報道。
而鎮領導不肯接受記者采訪，或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記者就萬全的問題采訪當地村民時，村民們都覺得記者大驚小怪，“有什么好奇怪的，經常有人跑到鎮政府去‘鬧’，前幾天滿井子還去鬧了呢。”
現在的大邱莊依然面臨著不少的矛盾。
污染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之一。據當地村民介紹，滿井子村民上訪的原因就是因為污染問題。記者專門繞大邱莊邊的河道轉了一圈，河水已經完全變成黃褐色的銹水，河堤邊被水浸過的野草也全是一片愴然。
盡管周邊仍然是廣闊的田野，大邱莊的天氣即使在白天也是一片灰蒙蒙的。在從百億道上望去，卡車在身后拖著一條長長的煙尾，友發的鍍鋅廠，藍色的化學霧氣在廠區蒸騰。
除了污染，大邱莊本身的經濟嚴重依賴鋼鐵產業，且由于大多數企業達不到國家標準，如果國內鋼鐵行業稍有風吹草動，“吃鋼鐵飯”的大邱莊勢必收到很大影響。
還有些問題顯然已超出了大邱莊的能力解決范圍，比如土地。禹作敏時代把大邱莊的土地收上去交給了其中一個大隊去種。而現在，萬全街道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農村戶口，去年就有村民到鎮里去“散步”，后來村和鎮里一起決定每月發給500塊錢。
同時，由于外來人口擴張厲害，本來屬于村民的宅基地變就成了稀缺資源。村里想出的主意是去抓鬮，你想買多少個，先交多少訂金，然后有多少個抓的機會，結果甚至有人想買十個，到手后就賣出去。
與土地相聯系的，是名義上已經變成城里人的大邱莊村民，“即使戶口本上蓋個非農業的戳，依然不能解決社會保障，也不頂用”。
“股份制改革僅僅是第一步，現在的問題是不能只靠經濟手段解決的”。劉永華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
(記者胡劍龍天津報道 統籌胡鍵周志坤、張林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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