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扶貧在線訊（記者劉會、向婷）2016年，中國成功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240萬，脫貧攻堅首戰全面告捷。2017年是扎實推進脫貧攻堅戰的重要一年，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深化之年。中國可采取哪些創新型措施快速有效實現脫貧？中國的減貧舉措對國際減貧又有怎樣的參考價值？針對這些熱點，記者專訪了聯合國糧農組織駐中國和朝鮮代表馬文森及聯合國糧農組織農村減貧計劃管理團隊戰略計劃主任本杰明?戴維斯。
聯合國糧農組織駐中國和朝鮮代表 馬文森
記者：世界上絕大部分貧困人口來自于農村。農村貧困問題主要表現為糧食不足和糧食不安全，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上，聯合國糧農組織采取過什么有效措施？
本杰明?戴維斯：我認為，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上，可以采取很多重要的舉措。但是，擺在首位的還是發展經濟，給貧困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增加收入。他們有了可持續的生計途徑，才能走上脫貧致富之路。為此應該設計一些項目讓他們參與。另外，還得刺激經濟發展，同時也得給他們提供社會保障，應對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困境。比如健康醫療和教育，以確保貧困人口享有良好的醫療衛生服務和醫療保障，讓教育惠及貧困戶及其子女。采取這些措施對幫助貧困戶脫貧意義重大。
馬文森：我認為這些舉措都很重要。貧困問題植根于農村地區。農業在其減貧事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本杰明?戴維斯剛剛所提，關鍵在于考慮扶貧工作的各個方面，并讓各方同時運轉起來。所以，扶貧需要采取多領域協作的方式，包括農業發展、糧食安全、社會保障、健康、教育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消除貧困。也就是說，要進行強有力的合作，切實實現各方共同參與。事實上，這是糧農組織一直做的事情。近些年，糧農組織通過改革，逐步把減貧問題作為工作重心。當然，過去也是一樣，只是現在更加集中，更加精準。糧農組織努力把做好農業工作和推行社會保障措施統一起來。
記者：當前，中國仍有4300多萬貧困人口，幫助他們脫貧將會越發困難。您們覺得中國還應該采取哪些創新型措施快速有效地脫貧？
本杰明?戴維斯：在我看來，中國政府正逐步認識到扶貧的重點會隨著時間不斷改變，這點十分重要。30年來，中國采取的減貧措施取得成效，大量農村貧困人口已經脫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減貧開辟了一條重要的道路。當前，中國需要更精準的減貧措施，聚焦更多更具體的薄弱點。減貧政策不能一刀切，應突出精準，因地、因人施策。
馬文森：減貧的工作進入最后的沖刺階段，這也是一大難點，因為貧困很難根除。另外，貧困人口正在逐步減少，這讓精準鎖定扶貧對象變得更加困難。這里，我想提兩個關鍵詞，第一個是“精準”，確保政府能夠推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精準扶貧工作體系，精準識貧，了解貧困人員的分布。這樣才能真正地將貧困人口納入扶貧戰略體系中。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也看到，這也是中國政府推進脫貧攻堅戰略部署的著力點。第二個是“創新”。現階段，中國正處于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要想脫貧還存在諸多困難。因此，創新至關重要。創新意味著要推陳出新，探索新方法，改變助養貧困戶的方式。這也是糧農組織應該扮演的角色。我們努力加大農業創新力度，助力減貧。
舉1-2個農業革新的例子：第一個是利用電商，“互聯網+農業”的模式。這很關鍵，且頗具成效。但這不一定適合所有情況，也不是唯一的辦法，能實實在在地將農民、生產商與市場連接起來。問題的關鍵在于怎樣把農民帶向市場，或將市場信息傳遞給農民。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就基本找到解決方法了。電商，或“互聯網+農業”，就是目前的解決方案之一。另一個是“農業+旅游”的模式，目前成效也很明顯。這也是中國脫貧攻堅戰略布局的一部分。目前，糧農組織正實施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這個項目里面的重點自然景觀和農業文化遺產已被保存數千年之久。很多農村人口聚集在這些地方，從事農業活動。他們可通過互聯網或鄉村旅游推廣銷售農產品，實現脫貧致富。
記者：在過去的40多年里，糧農組織和中國在農業、農村發展項目上有著長期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和過去相比，現在的合作項目有什么樣的不同和新變化？
馬文森：糧農組織和中國合作的第一個轉折點大約始于2006年。一開始，合作是單向的，由糧農組織提供技術支持，后來轉變成雙向合作，開展糧農組織與中國的南南合作計劃。這份計劃最初以農業合作為開端。過去十多年間，合作十分成功，它把中國、非洲和亞洲其他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分享農業發展方面的經驗、技術和信息。2016年，合作進入新一輪發展階段。我認為，這是一個新轉折點，糧農組織和中國將會形成更加強有力的合作關系。事實上，雙方已經簽署諒解備忘錄，旨在建立更新更強的戰略伙伴關系。繼續推動雙方的共同項目，需要攜手合作，需要中國與世界分享減貧和農業發展經驗，也需要糧農組織與中國分享專業技能和知識。除了農業以外，糧農組織還將在其他領域通過合作助力中國減貧。
本杰明?戴維斯：我認為，隨著中國自身的不斷發展，它與糧農組織的合作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十幾年前，我們的合作項目可能主要著眼于農業生產方面，以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增加當地的供給。目前，我們更關注整體效應，農產品是整個價值鏈、整個糧食系統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實現農業產業化。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糧農組織也正從農業轉向其他方面，比如最近的項目都以農村減貧為主。雖然農業在減貧問題上已有很多突破成就，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局限在這個領域。我們和中國政府在農村減貧方面的合作還有很多事情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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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農組織農村減貧計劃管理團隊戰略計劃主任 本杰明?戴維斯
記者：糧農組織是如何與那些面臨貧困問題的國家建立聯系并加強合作的？
本杰明?戴維斯：就拿中國來說，我們正開始探索如何將中國的經驗分享給其他國家，而我們在這一傳播過程中又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我認為中國有許多優秀的經驗，例如已經成形的“南南合作”。合作中關于社會保障方面的舉措，以及與農業之間的聯系都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像是中國在拉丁美洲開展的一系列重要的扶貧項目，以及在非洲開展的現金轉移支付計劃。通過在洲際間以及大洲內分享這些理念，這些的項目得以在這些地方生根發芽、開枝散葉。由于中國在這方面取得的成績，我預計有些項目也正以與中國模式相似的方式開展著，它們從中國的策略中，提取出所有適用于其它環境的元素并運用到自己身上。我們現在依然處于探索的初期，所以我相信后面還有更多非常好的機會能進行類似的合作。
記者：據我們了解，去年七月馬文森先生來中國前，曾在塞內加爾工作了三年半。就您看來，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兩國所采取的農村扶貧措施最大的區別在哪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在脫貧道路上面臨的共同挑戰是什么？
馬文森：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我剛好有機會在非洲和中國工作。事實上，我們為非洲各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的聯系做了許多工作，例如經驗和知識的交流，當然，還幫助非洲各國實現他們的發展目標，其中就包括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我想說的是，塞內加爾和中國的社會環境大相徑庭。兩國所訴求的經濟發展高度不同，但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工作原則是一樣的。扶貧的總體原則相同，并以本杰明?戴維斯領導的第三號戰略項目作為指導方案。此方案是由聯合國糧農組織總部制定的全球戰略框架，由我們在各國具體實施。
兩國之間的差別是，在塞內加爾我們更加注重提高農村青年的就業率，確保龐大的青年群體能夠成為杠桿，真正地撬動塞內加爾的發展，并實現其發展目標。因此在這里我們有兩個工作重點：第一，保證農村地區的青年能加入到農業生產中。你知道年輕人都希望在城市里生活，不愿回到農村。但我們需要年輕勞動力加入農民行列或是成為農業價值鏈中的一環。而這就是我們與塞內加爾政府一起進行的工作。第二，將農業發展項目與社會保障體系相結合，確保人民能從社會保障體系中獲取資金救助，并為他們在農村創業過程中提供各種幫助。上述兩點便是我們在塞內加爾的兩個工作重點。
而中國本身已經有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正按部就班地落實農村扶貧問題。因此，作為一個國際性組織，我們便要尋求別的途徑，為實現扶貧這個重大目標貢獻我們的力量。
對于您提到的第二個問題，為達成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SDG 1（消除貧窮）SDG2（消除饑餓），這些國家確實面臨著數個挑戰。其中之一，便是氣候變化的問題。我之前所在的地方位于撒哈拉沙漠地區，這個問題尤為明顯。那里經常會出現各種因干旱、洪澇、疾病而引發的社會震蕩與危機。這些便會對那些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底層人民的生活造成沖擊。然而這種沖擊產生的原因在于這里單一、脆弱的生態環境，無法為人類完全掌控。但你可以嘗試去適應環境，通過發展科技、使用更加審慎的生產方式、用更少的水和投入來種植農作物。這便只是其中一個挑戰因素。雖然還有其他挑戰因素，但我想說的是，這些國家還有著一股非凡的力量——我相信，通過青年人的努力，這些國家也將擁有更多機會來達成這些目標。
記者：今年四月，在糧農組織的支持下，我們將會在羅馬舉辦全球減貧伙伴研討會，對我們與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共同承建的南南合作減貧知識分享網站進行推廣。能否請您們談一下對南南減貧網站的看法。您們認為信息與通信技術在分享扶貧信息上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本杰明?戴維斯：事實上我們都很興奮，因為信息即是力量，信息給予大家不同的選擇。所以我認為這將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播途徑，它能將中國的所有經驗，以非常簡單、有效的方式分享給其他國家。所以我們非常期待能使用這個門戶網站，這也是我們在南南合作中取得的成果之一。
馬文森：我們之前提到過可以使用不同的技術和工具來扶貧，例如社會保障體系、農業發展等等。但分享相關知識和信息同樣重要。因為不了解這些東西，你就沒辦法真正地改變生活、改變周遭事物。因此，通過南南合作的平臺，或是網絡平臺等渠道來交換的信息對于這些國家便至關重要。他們能從中得知有哪些措施能實施，該怎么實施。而這個平臺便是靈感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