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博士后李玉潔
??? 全球氣候變化導致地球生態系統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進而影響到經濟、政治、社會各個方面。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全球性的公共議題。1971年以來，全球幾乎所有冰川、格陵蘭冰蓋和南極冰蓋的冰量都在損失。而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近日發表的一項全球性民意調查顯示，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氣候變化是公眾的最大擔憂。那么，在應對氣候變化與低碳發展中，普通公眾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公眾如何參與應對氣候變化、踐行低碳生活方式呢？對此，記者專訪了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博士后李玉潔。
記者：在應對氣候變化與低碳發展中，普通公眾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李玉潔：氣候變化是全球廣泛關注的科學議題，也是跟公眾生活緊密相關的社會議題，已經影響到了公眾的日常生活和身體健康。公眾在應對氣候變化與實現低碳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程度和認知是政府制定氣候政策的重要部分。同時，公眾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者，若想成功減排和實現低碳發展，則需要數十億的人類改變他們的行為舉止，因為公眾每天的個體行為共同對地球氣候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只有公眾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嚴重后果，才會愿意改變改變自身的態度和日常行為。因此，廣泛動員全社會，“自下而上”地推動公眾參與是將應對氣候變化不斷引向深入的關鍵所在。
記者：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那么，您覺得當前我國公眾對氣候變化議題關注程度如何？
李玉潔：當前公眾對氣候變化議題還處于一種“高風險低認知”的狀況，對氣候變化的原因和后果等方面還存在諸多誤解，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幾方面：
一是從自然方面看，氣候變化中所蘊含的天然特性，對公眾的理解形成了很大的障礙和挑戰，因為氣候變化是一個復雜的科學議題，公眾了解和認識它，需要較高門檻的專業知識。
二是從心理層面看，氣候變化的抽象概念似乎遠離人們的實際生活，人們往往很難一下子憑自己的感覺對氣候變化做出準確判斷。因為人們通?？偸橇晳T于或易于認識和體驗到那些具體的、接近自己生活的鮮活的風險如失業、經濟下滑、霧霾、水污染等等各類問題。
三是從社會層面上看，公眾對氣候變化議題都保持一種無視或被動旁觀的態度，不認為個體行動對應對氣候變化產生實際作用，而在沒有社會支持或集體壓力的情況下，公眾很難采取行動。這些都導致公眾對氣候變化議題的關注程度不高，對氣候變化風險的認識不夠。
記者：針對當前公眾對氣候變化認知度不高的情況，您認為目前有哪些措施能提高公眾的意識？
李玉潔：首先還是要更深入地了解公眾氣候變化認知狀況，獲取到第一手的調查數據，并揭示影響他們意識的背后因素，進而采取針對性地措施來提升意識。在這方面，民意調查就是一個比較科學的收集公眾氣候變化認知的工具。
據我所知，近些年來，國家環保部、零點研究咨詢集團、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匯豐銀行、世界銀行、皮尤、蓋洛普調查公司、尼爾森、BBC等國內外機構都進行過專門的或涵蓋中國公眾氣候變化認知的調查，提供了一系列的基礎數據。但是基于這些原始數據，我們還要進行進一步的細化分析，比如進行農村和城市公眾的對比分析，進行人口統計學的交叉分析，以及進行群體特征的分眾研究。
現階段我覺得打破籠統的公眾概念，將公眾基于氣候變化認知的特征進行群體分類十分有必要。比如耶魯大學氣候傳播項目和喬治梅森大學氣候傳播中心在美國進行了將近10年的公眾氣候變化認知調查，并于2008年提出了著名的“六類美國人”理論，即基于調查將美國人對全球變暖的認知分成六大類“震驚者、關心者、謹慎者、無所謂者、懷疑者和輕視者”，從而對美國公眾氣候變化的認知進行了細分研究。該機構2011年又根據對印度公眾氣候變化認知調查數據提出了“六類印度人”。此外，BBC的亞洲氣候變化研究2012年對橫跨孟加拉、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越南等七個亞洲國家的33500人進行了調查，通過聚類分析的方式將這七個國家公眾的氣候變化認知分為以下五個組：得過且過組（Surviving）、猶豫不決組（Struggling）、積極適應組（Adapting）、愿意行動組（ Willing）以及未受影響組（Unaffected）。我們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對2013中國城市公眾低碳意識調查后，按照公眾的低碳意識和行為特征，也將中國公眾細分為“低碳樂活族”、“低碳意向族”、“低碳行動族”和“低碳潛力族”四個族群，每個族群的低碳概念認知、低碳政策認知、低碳付費意愿、低碳行為表現都有明顯差異。
我想基于上述的分眾研究數據，再針對性地提出相關的傳播和政策措施來提升公眾的氣候變化意識可能更加有效，能夠滿足不同的需求有的放矢。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還有待開展。
記者：您覺得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夠讓公眾行動起來，采取低碳措施呢？
李玉潔：要讓公眾行動起來，踐行低碳措施，可以先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還是要加強低碳知識的普及和宣傳，我們在對城市居民的低碳調查中發現，49.0%的城市公眾認為當前我國新聞媒體的低碳宣傳“有所欠缺”，僅有2.7%的公眾認為“非常充足”，這提醒我們媒體及相關機構還是要加強宣傳，特別是針對具體的低碳政策和低碳措施，讓公眾的低碳素養能有一定的提高。
其次，要強調公眾重視低碳與生活的關聯度，縮短低碳生活與氣候變化的心理距離。公眾對跟自己生活相關的問題一般都比較關注，因此我們要注意縮短公眾與低碳生活的“心理距離”，將應對氣候變化轉化成一個更真實的、本地的、相關的、急需解決的挑戰，讓公眾認識到每個人都可以做些什么，從日常的行動可以改變環境，從而實施力所能及的低碳生活方式。
再次，我們要注重公眾的行為特征，努力創造條件鼓勵他們低碳行為的實施。調查顯示，中國城市公眾在吃、穿、住、行、用各方面都有著較高的低碳措施實施頻率，如93.7%的城市公眾不同頻率地在市區會選擇步行、自行車、軌道交通出行；如果在城市規劃自行車道，82.8%的城市公眾表示將會增加騎自行車出行的頻率；88.2%的城市公眾不同頻率地會選擇爬樓梯，少乘坐電梯；78.5%的城市公眾會不同頻率地選擇低碳旅游；89.7%的城市公眾會不同頻率地減少服裝、電器等日用品的購買；94.1%的城市公眾會不同頻率地選擇減少家用電器的能耗，96.2%的城市公眾會不同頻率地選擇減少食物浪費。上述數據表明城市公眾是愿意選擇那些成本較小的生活習慣改變或者為個人節省錢的低碳措施，比如提到的少開車、少乘電梯、減少電器能耗、減少食物浪費等等，而如果涉及到高成本或影響到其生活質量的措施，他們就比較不支持，因此要政策制定方面要重視這一特征，要努力創造一些便利條件鼓勵公眾低碳行為的實施。
記者：你覺得在我國促進公眾參與應對氣候變化、踐行低碳生活方式存在的障礙有哪些？如何解決？
李玉潔：首先還是公眾的關注度不夠，這跟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也有顯著關系，當前公眾關心的優先事項可能是經濟、就業、教育等他們認為更重要的事項，所以對建設生態文明、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等也停留在聽說的層面，并不會真正的采取行動應對。同時，公眾在生活中也存在一種“折扣理論”的心理，也就是他們具有強烈的現實偏好，不會因為未來的收益而損失當前的成本。體現在低碳生活上，由于節能減排等措施帶來的成本是當前需要承擔的，而收益是看不到的將來，因此他們會權衡成本和收益之后，不愿意采取相應的行為。這是公眾不愿意采取行動的個體內在原因，我們在制定政策時需要注意這一點。
其次公眾對于國家制定的氣候和低碳政策不夠了解，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城市公眾對“降低能耗和碳排放”規定、“低碳試點”政策、“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稅收激勵、補貼優惠”政策、“鼓勵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這一類指導性政策了解程度很低， “比較了解”和“非常了解”受訪者總占比不超過10%，“完全不了解”的占比非常高。這說明國家盡管出臺了這些激勵性的政策，但是沒有很好地到達公眾，缺乏堅實的政策支持度。但同時我們也發現，公眾對于“鼓勵購買新能源汽車”和對“綠色建筑”這兩項具體型政策的了解程度較高，這也提示我們相對于指導性政策，公眾更為關注具體的、細化的、跟生活關聯度高的低碳政策，政策可以適度傾向這一方面。
再次跟我國氣候變化媒體宣傳教育不足也有關系。我國居民獲取氣候變化信息、低碳政策的最主要渠道是媒體，可以說媒體在某種程度上為公眾定義或建構了氣候變化問題的全貌。媒體的傳播理念、傳播方式、傳播策略都會影響到公眾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因此要大力發揮媒體的傳播功能，在涉及到具體的低碳宣傳內容上，可以選擇那些公眾生活緊密相連的低碳生活方式入手如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消費、低碳生活方式等，以幫助公眾提高低碳意識 ；而在傳播方式上，可以利用電視媒體、手機、網絡新媒體的可視化、生動性、及時性、互動性強等媒介特點，制作出一批通俗易懂、生動形象的低碳政策宣傳節目，以擴大政策的普及率。正如聯合國環境規劃所宣稱那樣，只有那些知曉低碳政策、被激勵進而做出節能減排承諾的公眾才能幫我們整個社會實現低碳目標。因此，讓公眾知曉氣候變化議題是促使他們行動的重要前提。
記者：就您所知，國外在促進公眾氣候參與及氣候傳播領域的情況如何呢？
李玉潔：世界上許多國際機構、國家和地區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歐盟、氣候變化、農業和糧食安全機構（CCAFS）、英國、德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美國的加州等都已經制定了自上而下的公眾參與計劃和氣候傳播戰略并啟動了實施工作，這些戰略的目標包括教育、公眾意識提高和行為方式改變，同時這些機構也發布了氣候傳播的策略和方法手冊供相關工作者使用。
如“美國全球變化研究計劃”，該計劃1989年作為一項總統動議提出，自實施以來，一直被美國總統和美國政府作為一項重要的科學行動，每年給予專項經費支持。美國全球變化研究計劃聯合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和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等多家機構為美國普通公眾和社區制定了《氣候素養：關于氣候科學的基本原理》（Climate Literacy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Climate Sciences）指南，這一指南提出要培養“氣候素養人”（climate-literate person），讓他們理解地球氣候系統的基本原理、知道如何獲悉科學可信的氣候變化信息、有意義地傳播氣候與氣候變化、以及將采取明智的、負責的可能影響氣候的行動決策。
除了國際機構、各國政府和地方政府成立專門基金支持公眾參與氣候傳播研究，制定氣候傳播戰略以外，世界各地的學術機構和學者們也積極地投入氣候傳播的研究之中，并已取得許多進展。如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氣候變化傳播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主要采用實驗法、調查法、深度訪談以及其他社科研究方法去尋找能有效地促使公眾與政策制定者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積極應對的方法。耶魯大學的氣候傳播項目中心（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則主要致力于公眾氣候變化認知調查，他們已經連續多年對美國公眾進行調查，研究成果較豐富。哥倫比亞大學環境決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Decisions）、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心理學系、英國卡迪夫大學心理學院等學院從心理學出發，來研究公眾氣候變化認知的心理過程，以探索有效地方式提升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意識，促使其參與應對行動。如哥倫比亞大學環境決策研究中心出版了《氣候變化傳播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指南，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了說服公眾行動的八大策略，試圖為科學家、媒體記者、教育者、政府等各利益相關方更好地傳播氣候變化議題提供行動指南。
此外，大量的國外NGO如“氣候超越與信息網”（COIN）、“氣候傳播專家團”(CCCAG)、Futerra可持續發展傳播有限公司等也進行了公眾氣候參與的倡導活動，他們主要探討如何鼓勵社區和團體參與、降低氣候變化行動難度、引發公眾關注并開發公眾的參與積極性等。
總體來看，國外在公眾參與和氣候傳播方面的研究比我國要早，實踐經驗也要豐富一些，我想這些工作也是我們下一步可以深入開展的方向，更加細化來研究采取何種策略提升我國公眾的氣候變化意識，從而真正促使他們采取行動。(記者 王振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