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門打開的特例
雖然國際上的批評并沒有改變中國法律，但在一些特殊時刻，國門臨時向艾滋病感染者敞開。
1995年4月2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播發了一條特別的消息———“我國已同意9月間在京舉行世界婦女大會時，準許國外女性同性戀者及艾滋病患者入境。”
在這屆大會中，4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來到北京。
著名作家蕭乾看到這條新聞后，著文評價說：“這標志著我國對這一特殊現象已采取了開明的態度，表現出開放中的我國，力圖克服固有的成見，做與現代社會并駕齊驅的努力。”
民間防艾人士萬延海回憶說，由于參加婦女大會有各類社會團體，其中包括一些性從業者代表和艾滋病感染者代表。按照中國的法律，他們將不能合法地進入中國，這一度引起了這些團體的異議。
戴志澄說，事實上在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之前，1990年北京亞運會時，也曾對艾滋病感染者解除禁令。“這些都是特事特辦”。
幾乎與此同時，隨著艾滋病在中國的流行和國內民間防艾組織的出現，國內也開始出現修改法律的聲音。
國內的反對聲音
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開始召開相關的專家會議，討論制定艾滋病防治的專門法律。中國社科院教授李楯在會議上提出，應該將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規取消。“感染者入境并不見得會傳染給別人，這是一個過時的手段，而且在價值理念上包含了歧視。”讓他遺憾的是，他的意見當時并未被采納。
位于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團體“愛之方舟”的負責人孟林說，1990年，在感染艾滋病后，他開始注意到國內這些帶有歧視性的法律。對這種歧視的感同身受，也讓他認為，我國需要修改這些法律。
而隨著一些國際防艾機構進入中國，矛盾更加凸顯———由于一些國際防艾組織成員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限制他們入境的法律，甚至開始成為阻礙防艾工作的羈絆。
今年11月12日—13日，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在昆明召開理事會。會前，該基金三名理事再次對中國禁止艾滋病感染者入境表示異議。此前，全球基金已向中國捐助4.2億美元。
一種說法是，受到壓力最大的是衛生部對外合作司的工作人員，他們直面的部分國外同行，必須得到特別豁免，才能進入中國。
戴志澄說，上世紀90年代末，一些人大代表開始建議修改法律。他自己也開始認為，那些曾經試圖保護國人免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法律，已經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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