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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理論及其關于中國的預測

試圖理解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最偉大的思想努力當屬黑格爾和馬克思。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也是中國官方推崇的歷史哲學。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理論日趨邊緣化。自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失勢以后，在解釋歷史和預測未來的領域，現代化理論占據了主導地位。簡而言之，現代化理論預言人類的歸宿是唯一的，各地區、各民族都將殊途同歸，而西方社會是人類的先驅，非西方將步西方的后塵。李普塞特的理論充分體現了這種“西方中心論”的自信精神。而福山則把現代化理論和黑格爾哲學奇怪地結合起來，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從而把現代化理論推向了極端。亨廷頓還算清醒，他指出“好事不會一起都來”，欠發達國家有必要經過一個權威主義階段，才能更好地走向民主。這就是所謂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普沃斯基根據拉丁美洲的經驗，提出了風行一時的民主過渡論。盡管存在諸多差異，但是現代化理論的各個流派幾乎都認定市場和民主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作為給轉型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出的棄舊圖新的藥方，新古典主義提出了關于改革或轉型的理論——“華盛頓共識”。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國和中國的預言家根據現代化理論做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的預言。試舉幾例：中共經受不住對外開放的沖擊；“八九”之后中共將很快垮臺；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與中共勢不兩立；政權交替要出問題；市場將埋葬專制，帶來民主；專制制度無法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香港將成為一個死港；中國將成為第二個印尼；西藏和新疆要獨立；中國會威脅世界和平……有人覺得這樣說還不過癮，干脆直接說“中國即將崩潰”！這類預言有的稍縱即逝，有的長盛不衰，有的反復出現，它們或是此起彼伏，或是蜂擁而來。這類預言在國內外的大眾傳媒、學術論文、政府報告中俯拾即是、不勝枚舉。我在這里羅列的僅僅是冰山一角，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角。 

二、中國經驗對上述預測的檢驗

中國的經驗是否支持這些預言呢？事實勝于雄辯。那么，就讓我們看一看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經驗事實吧。

開放帶來的信息洪流并沒有沖垮中共政權。甚至互聯網也成為中共“為我所用”的對象。90年代中期以后，廣泛的國際比較反倒打擊了“民主迷信”，提高了中共的合法性?！耙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得到精英的廣泛認同。這意味著中共的合法性在90年代后期有所提高。

“八九”之后中共不但沒有垮臺，80年代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與此同時，中共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險的權力過渡，真正的“第二代”江澤民順利接班。如今，胡錦濤也開始了一個勢頭良好的接班過程。

市場化改革確實剝奪了集權主義體制的經濟基礎，而且造就了新的強有力的社會集團。但是，通過建立精英聯盟，中共與新精英達成默契。如今中共的社會基礎不再是工農大眾，反而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通過“行政吸納政治”，中共使“政治行政化”，從而有效地回避了“政治民主化”，在市場與權威主義政治之間找到了新的平衡。

中國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控制住了通貨膨脹，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而且中國頂住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壓力。與此同時，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加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最終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回歸之后，香港成功地保持了“一國兩制”，并且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機。雖然自1997年以來無數人預言中國將成為第二個印尼。但是，5年后的今天，當初言之鑿鑿的預言就如同一個笑話。

西藏沒有獨立。新疆也沒有獨立。而且中國還順利收回了香港和澳門。臺獨趨勢沒有惡性發展。

在國際關系方面，中國打破了“八九”之后的制裁重返國際社會。加入WTO，申奧成功。恰當處理了“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臺灣海峽危機也沒有過度發展。盡管屢受美國的欺凌，但是中國并沒有破釜沉舟、鋌而走險。可以說，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威脅世界和平。

實踐證明上述預言幾乎全都沒有經受住檢驗。檢驗的結果是否定的！

那么，中共做的是不是“十全十美”了？不是，問題還很多，而且正是那些給中國帶來了發展與穩定的東西，也孕育了威脅其進一步發展與穩定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領域，政治領域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失效、專制、腐敗以及臺灣問題；經濟領域的問題包括國有企業低效率、失業、金融風險和WTO沖擊問題；社會領域的問題主要是不平等和貧困問題。

中共能解決上述那些威脅自身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問題嗎？暫時還沒有人能夠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從目前已經顯現的征兆來看，中共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其一，在維護精英聯盟的同時，適當限制精英的利益。對經濟精英，一方面保護合法利益；另一方面，限制非法利益，如強化征稅和社會保險費征繳、打擊走私、規范資本市場、打擊錢權勾結。對政治精英則著重打擊腐敗。同時，加大對知識精英的收買力度。其二，強調公正，公共支出開始向弱勢集團傾斜。如完善社會保障特別是“低?！币韵拗齐A層差距；實施西部開發以限制地區差距；保護農村和農民利益，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給予農民工國民待遇，禁止拖欠工資，統一保險規則，以限制城鄉差距。其三，加強意識形態建設。一方面，向傳統回歸，官方表述的發展目標從“四個現代化”演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今日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另一方面，強調“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等“民本主義政治哲學”。其四，提升政權的形式合法性（如擴大選舉），同時強化政績合法性（如注重經濟增長）。其五，繼續堅持權威主義，推行政治行政化，拒絕狹義的政治民主化（如多黨制、普選、結社和新聞自由）。 

三、兩種相互競爭的假設

改革以來的實際情況與上述預測形成了強烈反差。其實，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列出一個更長的失敗預言的清單。于是，問題產生了，為什么這些預言破產了？是因為它們的制造者無知嗎？是因為他們低能嗎？還是因為他們不誠實？不是！他們掌握了最完備的資訊，擁有最先進的分析手段，具有最聰明的頭腦，而且絕大多數人在學術上是誠實的。其實，這些破產預言的制造者絕非等閑之輩！這是一個陣容豪華的隊伍，包括頂尖的學者、一流的思想庫、超級大國的政府機構、叱詫風云的世界級政治家。而且他們的預言是通過這個世界上最有聲譽的報紙、雜志、電視頻道、廣播電臺傳遍全球的。這意味著，也許主流理論的基本假設是錯誤的，同時也促使我們提出新的假設。

上述事實提醒我們，也許存在著兩種相互競爭的假設。第一種假設認為，文明雖然有多種起源，但只有唯一的終點，各民族和各地區都將殊途同歸，而歸宿就是現代西方世界。主流理論正確地概括了人類的發展模式。先行者的經驗及其理論完全適用于中國。某些預言之所以落空是因為條件尚不成熟，只要條件成熟了，預言就會成為現實。第二種假設認為，人類存在多種發展模式，歷史沒有一個唯一的終點。人類的歷史沒有在西方終結。目前的理論是有限的人類經驗的反映，不能概括中國的發展模式，因此基于這種理論對中國所作的預測必定落空。

進一步的國際比較顯示，中國既不同于第三世界國家，也不同于東歐國家和獨聯體國家。中國是特殊的。中國的“特殊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成功的變化，表現為大規模的制度變遷，以及與之相伴的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社會指標的大幅度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二是成功的保守，主要表現為共產黨繼續執掌政權，而且政局越來越穩定。第一個方面的表現很少出現在第三世界國家。而第一和第二個方面的表現則很少出現在轉型國家。只有越南是個例外。這也許是因為越南基本上遵循了中國模式。其實，不僅中國是“特殊的”，而且相對于西方，儒家文化圈國家也是“特殊的”。

綜上所述，一方面，對于主流理論而言，中國經驗是一個“例外”；另一方面，相對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而言，中國經驗與眾不同。這就是“中國特殊性”的基本含義。顯然，與主流理論一致的第一種假設無法解釋中國的特殊表現，所以我傾向于第二種假設。我相信西方經驗不能支配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未來不會簡單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經驗，因此基于西方經驗的理論也無法準確地預測中國的未來。這就是“中國特殊論”的基本命題。 

四、“中國特殊論”的基本框架

面對理論與事實的差異，人們一直在尋找與主流理論不同的理論解釋?！皷|方學”只是譴責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叭寮屹Y本主義”強調東亞文化與資本主義的相容性，也試圖用文化因素解釋東亞資本主義的特殊性。世界銀行總結的“東亞模式”強調國家的自主性在發展過程中的積極意義，也間接承認了權威主義國家的合理性。但是它并沒有跳出亨廷頓的權威主義理論的窠臼。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是一種獨特而有啟發意義的理論探索。對現代化理論提出根本挑戰的是“亞洲價值觀”。李光耀提出，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東亞國家已經開創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人類生存模式。但是，這些理論努力都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眾不同的表現。

在這里，我嘗試從邏輯上提出一個解釋框架，并用一個微分動力系統給予表達。該模型包括因變量（描述“特殊性”的變量）Q、自變量（可以選擇而且能夠影響中國行為的因素）C、參數（既定的影響中國行為的因素）δ、初始條件（變革的起點）α以及函數關系（因變量、自變量、參數、初始條件相互聯系的機制）F，則有

dQ/dt = F（C，δ，α）。

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及國際局勢構成了中國改革的初始條件α。改革的初始條件對改革的過程和結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于中國的“特殊性”表現為伴隨著大規模制度變遷的杰出的經濟績效和政治連續性，所以可以把模型的因變量確定為“大規模制度變遷”、“經濟業績”和“政治連續性”。因變量的內涵可以進一步歸結為“成功的變化”與“成功的保守”，而“成功的變化”可以歸結為“學習能力”，“成功的保守”可以歸結為“保守能力”。所以最終把“學習能力”和“保守能力”確定為因變量，分別用Q1和Q2表示。

國家可以劃分為“政府”與“社會”兩個組成部分。在中國的整個改革過程中，在政府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格局中，政府始終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因此，要理解中國的表現就必須理解中國政府的動機和行為方式，而一旦理解了中國政府的動機和行為方式也就理解了中國的表現。因此，可以把“政府因素”理解為模型的自變量C。“政府因素”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涵蓋了政府的素質、動機、政策選擇及其后果。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安排主要是為合理地簡化模型，并不意味著社會的行為是無足輕重的。 

表1  “中國特殊論”的近似表達形式

但是，政府和社會不是在真空中活動的，文化制約著政府和社會的行為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例如，文化規定了“合法性”和“好政府”的具體涵義；文化規定了價值觀，確定了人生理想和個人成功的標準；文化賦予了一個國家抵御外來文化侵略的資源，也奠定了民族主義的根基。中國文化的內在開放性還使得它具有學習的能力。同時，人口數量、人種構成、國土規模、地緣環境也作為“既定的條件”，對政府和社會的行為進而對中國的表現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它們也對文化發展與流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由于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而且在短期內獨立于政府和社會的行為，因此可以把它們看作模型的參數或外生變量，用δi（i=1、2、3）表示，其中δ1表示“文化傳統”、δ2表示“人口結構”與“國土規?！薄ⅵ?表示“地緣環境”。

由于目前還不能確定函數F的精確形式，所以暫且用一個二維矩陣建立它的近似表達。在該矩陣中，Mα,j表示初始條件α影響因變量Qj的方式，Mc,j表示自變量C影響因變量Qj的方式，Mi,j表示參數δi影響因變量Qj的方式，其中i=1、2、3，j=1、2。參見表1。

五、初始條件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面對的內外條件對改革的進程和結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全球來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和平競賽”中計劃體制徹底失敗了。這為改革提供了外部壓力。在國內，意識形態破產了，高層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背叛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模式。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對手”東山再起。這一切為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內部動力。與東歐和前蘇聯相比，中國的國有經濟比例很低，這又減輕了“改革”的任務，并使“增量改革”成為可能。東歐、前蘇聯和中國東北的經驗表明，轉型國家的國有企業改革是非常困難的，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大規模國有經濟改革的成功范例。

而鄧小平繼承的集權主義體制賦予了中國政府強大的保守能力。同時，經濟落后、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公眾受教育程度低也有利于“成功的保守”。不容忽視的是，在這一輪社會主義改革中，中國是先行者。作為“先行者”所占有的“先發優勢”為中國贏得了時間。這是它得以度過“八九”及其后危機階段的重要條件?？梢栽O想，如果東歐和前蘇聯崩潰于前，那么“八九”的結局也許就是另一種模樣了，而中國的歷史也要徹底改寫了。

六、政府因素的作用

“成功的變革”與“成功的保守”是相輔相成的。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對于一個共產黨政府來說，沒有“成功的變化”就不會有“成功的保守”。而且，對于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共產黨政府來說，闡明了它的學習的機制也就闡明了它的保守的機制。因此，在這里，我們僅僅探討中國政府的學習機制。

這個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個外部力量強加于中國的傀儡政權，而是經過半個世紀的探索最終脫穎而出的政治形態。其間經歷了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共和、國民黨政權。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在改革的最關鍵階段，這個制度的創建者仍然執掌政權。這是中國和前蘇聯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之一。鄧小平在“八九”時拒絕了“自由化”，而在“南巡”時拒絕了“走回頭路”，從而確定了中國90年代的道路。這個政府具有強大的統治能力。在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格局中，政府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它的統治能力深入到社會細胞之中。改革并沒有改變這一格局。這種統治能力表現為高超的統治技巧、維護權力的強烈意愿、鎮壓反抗的殘酷決心和強有力的鎮壓手段。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政府還具有出色的適應能力或學習能力。它控制了幾乎所有的重要資源，并且能夠理性的運用這些資源追求自己的目標。與所有的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也處心積慮地維護自身利益，但是來自文化傳統的基因以及社會主義政黨的遺產，也使它不遺余力地追求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福利。這是它適應形勢、學習應變、維護權力的根本動力。這一切使它得以拒絕“大爆炸式改革”，實行“漸進式改革”，而“漸進式改革”則為政府和社會贏得了時間，使其可以從容地探索制度設計方案，調整群體關系策略，建立文化霸權，進而實現“成功的學習”和“成功的保守”。

鄧小平用“摸著石頭過河”精辟地概括了中國的改革模式。這種改革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每一項具體的改革措施都是對迫在眉睫的危機做出的應急性反應。由于政府占據了主導地位，同時統治集團已經轉變為“理性經濟人”，因此政府總是在所有可行方案中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加以實施。如果我們把改革看作學習過程，那么這種學習很少是一種主動行為或預警行為，而是對危機做出的一種被動的反應。通過觀察政府對付學潮、通貨膨脹、經濟波動、農村合作基金會、法輪功的經驗，可以總結出中國政府學習的基本模式。參見圖2。

政府學習過程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危機發展期”。由于舊機制瓦解，原來被有效控制的問題在新的環境中抬頭，或是在新的環境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問題。由于專制體制信息不靈，中央不能及時發現問題，并做出及時反應，結果導致問題在全國蔓延，危機不斷深化。第二階段為“危機爆發期”。問題爆發，危及整體，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脅。于是，緊急動員，全力以赴，解決問題成為各級官僚的首要政治責任。全國各地全力以赴，探索對策。各地的經驗通過垂直系統匯集到中央，通過取長補短，形成更加有效的對策，并把這些對策再傳遞、擴散到全國。經過多次反饋，逐漸完善對策，并進一步制度化，建立機制。第三階段為“危機衰退期”。由于在第二階段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機應對機制，結果在這一機制的作用下，進入危機衰退期，問題得到解決，危機被迅速化解。第四階段為“危機控制期”。危機過后，政府汲取教訓，并保持高度警惕，把問題或危機控制在初始階段，即“把危機消滅在萌芽狀態”。

一般說來，這種學習模式需要政府和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是學費不會白交。危機過后，會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應付危機的方法和制度。此后，這套體制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說，這種學習模式可以針對同類危機建立有效的免疫機制。

我相信此次非典型肺炎危機也將遵循這一模式。

七、文化傳統、人口結構、國家規模與地緣環境的作用

首先，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中國文化都是造成“特殊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國文化的這種能力來自它的“獨特性”。

所謂“獨特性”表現為中華文化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獨特要素。其一，天人合一。這是中華文明宗教性的最高境界。表現在政治上，社會成員不太關心政府權力的來源，但卻非常關心政府的表現是否符合天道。政府的合法性不依賴于程序，而依賴于表現或業績。其二，中庸之道。這種思維方式反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與此相關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代表全民利益，而不能代表個別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因此，它不支持有實質意義的多黨制，并使得“一黨獨大”、“有選舉，無輪換”成為東亞式民主政治的典型特征。其三，天下為公。中國文化的終極關懷不是“出世”而是“入世”，是一種強烈的現世關懷和對社會責任的自覺承當。人生的最高價值是自我實現，自我實現的歸宿是實現“世界大同”，而這又要求“天下為公”。理想的個人成長模式被概括為“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形成鮮明對照，并對西方文化產生拒斥。其四，精英主義。強調賢人治國，不相信民主的功能，強調精英的社會責任，而精英的最高的人生責任是替天行道，進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把“立功、立的、立言”定義為人生的“三不朽”。其五，民本哲學。盡管崇尚精英意識，但是要求精英的所作所為“以民為本”。例如，孫中山要求“天下為公”，毛澤東提倡“為人民服務”，江澤民提出“執政為民”、“立黨為公”。與之相應的則是“父愛主義政府”。其六，中華意識或天朝思想。中國人自認為是天底下最優秀的民族，無論如何落魄，總覺得自己理應天下第一。這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最深厚的根基。這種自高自大的心態也賦予中國精英拒絕西方文化的勇氣和信心。

這種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及其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造成了兩種后果，一是文化的“開放性”，二是文化的“保守性”或“頑固性”。與一般的看法相反，與其他大文明相比，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表現為熱衷于向別人學習，而且也具有必要的學習能力。歷史上中國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從未停止過。而且中國文化在本質上并不排斥市場和法治。明清實行過閉關鎖國政策。但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學習西方。盡管開始極不情愿，但后來不僅是真誠的學習，而且是近乎瘋狂地學習，不惜一切代價地學習。大致說來，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就是自覺追求“全盤西化”的歷史。當然，這種“開放性”不是天然的，而是對一系列慘敗經驗反思的結果。因此，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感情極為復雜。

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中國又表現出強烈的“頑固性”。學別人總是學不像，總是走樣，總是非驢非馬，甚至是南轅北轍、東斯效顰、邯鄲學步。而且中國的精英也不甘心亦步亦趨。中國的領袖人物也總是在自覺地追求這種獨特性。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是如此。他們幾乎都強調，要根據自己的特定國情，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解決自己面對的特殊問題，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不完全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尋找借口，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自信和對民族尊嚴的追求。當然這種頑固性也與中國文化的悠久歷史以及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有著直接關系。歷史悠久則文化根深蒂固，加之文化獨特、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則不易被其他文化所同化。

其次，人種、人種構成、人口數量和國土規模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人種上的深刻差異分裂了東西方?！胺俏易孱?，其心必異”乃是人之常情。龐大的人口和遼闊的國土本身就是文化力量的直接體現。文化獨特、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也使外來文化難于同化中國文化。另外，作為大國不會輕易被一個外來勢力用武力輕易征服。這意味著，中國不會重蹈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命運。漢族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也使國家不易分裂。這樣一來，中國終有時間去思考、探索、創造全新環境中的生存之道。同時，人口眾多也意味著人才眾多，而人才構成了一個民族學習能力的基本要素。

最后，地緣環境也是不可忽視的根源。地理環境曾經對中國文化的形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人類歷史的早期，地理隔離為各個文化的獨立發展創造了天然環境，進而塑造了各個文化的獨特性。歐亞大陸腹地的高山和荒漠、遼闊的太平洋，使中國得以從容地發展自己的文化性格。

資本主義開辟的全球化運動打破了這種局面?？涨暗慕涣鲙砹松羁痰奈幕呁Ｎ鞣轿拿髦鸩秸紦灾鞯匚?。全球范圍的制度競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示范壓力迫使中國做出適應性變革。華人社會的多樣性（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乃至文化相近的韓國和日本），為中國提供了免費的制度試驗的機會和經驗，也為中國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和在現代社會中力爭上游的信心。但是，盡管人類已經進入了網絡時代，地緣環境仍然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空間距離仍然是限制人類交往的重要力量。網絡并沒有徹底改變這一事實。即使在今天，空間上遠離歐美也是中國得以維持政治傳統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儒家文化圈和伊斯蘭文化圈則為中國提供了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天然屏障。美國日益膨脹的霸權主義激發了中國公眾的反美情緒，進而激發了對美國價值觀和制度規范的反感。

八、“中國特殊論”的啟示

強大的政府、悠久而獨特的文化、龐大的人口規模、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構成、眾多的海外移民、幅員遼闊的國土、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多元化的華人社會、資本主義全球化、后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格局、位于所屬文明圈的核心、分隔東西方的歐亞大陸腹地和太平洋、環繞周圍的伊斯蘭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是中國所獨有的，但是它們集中出現于同一個國家卻是中國的特色，而正是這種特色造就了當今中國與眾不同的表現。

“中國特殊論”并不是單純地分析中國如何能夠“保守”，而是分析它為什么能夠同時贏得“成功的變革”和“成功的保守”。它并不是一個“保守主義理論”，而是一個解釋“漸進變革”的理論或假說。

“中國特殊論”強調，中國的經驗與眾不同。時至今日，中國似乎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建立了一套方法論（如保持強大政府，摸著石頭過河，廣泛實行雙軌制改革，通過開放促進改革與發展等等），樹立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但是，未來還沒有明確的目標。關于未來的方向與目標，不能用肯定的判斷描述，只能用否定的判斷論述，如不是西方，不是傳統，也不是現狀，而是一種全新的創造。如果非要做一個類比，參照系不應是美歐，而應是香港、新加坡或日本。中國的創造力絕不會低于新加坡。同時，未來也是不確定的，存在失敗的可能性。能否成功取決于問題發展的速度與問題解決的速度的競賽，取決于中國政府的學習能力和中國人民的創造能力。改革以來，中國政府已經顯示了很強的學習能力。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轉型社會主義國家無法解決的問題，中國都解決了，至少是沒有因此而翻船。

“中國特殊論”預言，別人的東西是無法照搬的，而自己的歷史是無法割斷的。中國人只能通過對世界開放和回歸傳統來開創自己的未來。它暗示未來的中國既不可能是西方的復制品，也不可能是歷史的簡單復歸，而是中西合璧的產物，既是超越歷史的東西，也是超越外部的東西，也就是說，是一個全新的東西。西方不一定喜歡未來的中國，中國人也不一定喜歡，但是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必須接受現實，必須學會與一個“與眾不同”的中國共同生活。

“中國特殊論”也提醒我們，不能用其他國家的經驗簡單地推斷中國的未來，甚至不能用中國過去的經驗簡單地推斷中國的未來。中國在變化，中國的未來是開放的。目前，還沒有一種成熟的理論使我們能夠合理地預測中國的未來。康曉光

2003年4月10日，初稿，于北京中關村；
2003年5月8日，第二稿，于云南紅酒山莊；
2003年5月25日，第三稿，于云南紅酒山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