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接連發生了一批“問題富豪”落馬事件，引起大家談論，這些民營企業家都是“非法”起家的，是不是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如此？企業家在轉制過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還是個案發作
文 茅于軾
二十八年前，全中國沒有一個富人。
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輛私人小轎車，是周總理特批給梅蘭芳的。今天，全國有近千萬能買得起小轎車的富有階層。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積累起這么多財富，不靠剝削，沒有不正當收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產生了大家經常議論的企業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問題。
茅于軾
憲法對私有財產缺乏保護
這個討論背后可能有深刻含義。從憲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問題看，反對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財產合法化。現在憲法中對于公私財產保護的說法顯然是有差別的，對私有財產缺乏嚴格保護，就會給侵犯他人財產留下機會，鼓勵人們想方設法侵犯他人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產。這對于社會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認定現在持有的大多數財產是非法的，將為社會動亂埋下隱患，說不定哪一天就會發生清算非法財產的大規模動亂。到那時，我們將重溫一次解放初期打土豪分田地，沒收資本家財產的激烈運動。社會要花很長一段時間重新建立起生產生活秩序，而且新秩序很可能還是一個繼續走向再次革命的制度，中國將再次跌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的萬劫不復的循環之中。說到底，這還是一個保護財產權的問題。大規模地清算非法財產，其實就是否認所有權。所有權不牢靠的社會制度必然反復發生清算運動。
轉制國家面臨法律困境
我們不知道企業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拿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恐怕難免都有些。就拿個人所得稅來說，1980年頒布并實施，可是當年全國只征收了16萬元，可以肯定絕大部分人都沒有繳稅。沒繳稅的收入就不能算合法收入。在國外，許多政治家、運動員、電影明星等都有因為偷漏稅而犯罪的。可以說在1980年絕大多數百姓都犯了法，豈止是企業家。
再比如我國的私營經濟在1984年修改憲法之前都是非法的，因為憲法嚴格禁止非公有經濟。但事實上，擺地攤的、跑單幫的個體戶早已成千上萬。這些人連憲法都違反了，還有什么可辯解的呢。可是這一切又是我們這個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從單一公有制過渡到多種所有制的國家必然會發生的。全民犯法，企業家怎能例外呢？
大家也許可以同意1980年不繳稅不算犯法，那么，1981年不繳稅算不算犯法？1982年呢？今年是所得稅法頒布后的二十六年，據我所知，不繳稅，或者少繳稅的還大有人在。他們算不算犯法？如果老這樣下去，這稅法何年何月才能真正立得起來？嚴格依法辦事既行不通，含糊行法就永遠不能真正立法。這就是轉制國家所面臨的困境。明白這里的困難，對企業家的財產是否合法的問題就有一點新認識了。
對企業家的偏見根深蒂固
應該說，在轉制國家里，犯法的不光是企業家，而是全民性的犯法。既然如此，為什么大家不討論自己犯沒犯法，而眼睛只盯住了企業家呢？有少數人犯了紅眼病，看見企業家賺錢多，于心不甘，專門找他們的毛病，這且不去說它。大多數還不是犯紅眼病，而是按照馬克思傳統經濟學的理論，資本家就是剝削者，剝削就是非法。資本的每一根毛孔都滲透著工人的血汗，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血汗怎么能算合法呢？
十六大文件中提到“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大家覺得這個提法很難理解。既然是非勞動收入，則一定是剝削性的，為什么剝削還可以合法呢？剩余價值理論是如此深入人心，它使得我們對于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產生深刻的懷疑。不但對企業家過去賺的錢有懷疑，將來任何人得到的非勞動收入都會被懷疑。不徹底放棄剩余價值理論，我們的改革遲早會碰到障礙。可是這個理論還不斷在現有的教科書中被反復地傳授著。
如果用徹底的剩余價值理論看待企業家，也用同樣的理論看待自己，就會發現，我們每個人從銀行儲蓄得到的利息不也是剝削嗎？這和企業家賺取利潤不是大同小異嗎？可是從來沒有誰提出利息是剝削，不應該享受，相反，因為交了利息的所得稅還蠻有牢騷，少“剝削”一點還不同意呢。可見，我們這個社會對企業家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文革”時的“地富反壞右”是反動分子，剝削階級是敵對階級，這種種說法遠遠沒有肅清。糊涂思想還有極大的市場，它正在嚴重地妨礙著改革向更深層次進展。
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不同，前者是人權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不平等，因為人與人不同，能力有大小，運氣有好壞。后者是經濟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權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強制性地壓制優秀分子才能做到經濟上的平等。經過二十多年的試驗，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轉制到市場經濟，結果果然不錯。既然如此，我們就得接受經濟上的不平等。市場是變化多端的。幾年之內集聚巨大財富是完全可能的。一夜之間從富豪變赤貧也有可能。為了減少這種差距，政府通過個人所得稅進行調節，還有社會保險的安全網。這是在現實世界中比較能夠接受的制度安排。
對民營企業家的偏見在西方國家里是不存在的。企業家只是一種社會分工。有人愿意當政府官員，有人愿意當大學教授，也有人愿意當電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絕沒有人認為當了企業家就變成了剝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難道社會不需要企業家嗎？當然不是。只是現在中國好的企業家太少太少。
設想，如果社會上沒有了企業家將出現什么情況？那時勞動、資本、技術、市場不能合理地組合起來，就業馬上就會出問題，經濟將停止增長，那是十分糟糕的。企業家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一樣，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職業。
企業家要特別注意守法
企業家當然要守法，即使在轉制的過渡期，雖然法制有許多矛盾，也要盡量做到守法，絕不可以故意違法，鉆法律的空子。企業家特別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權益。不可借錢不還，不可搞假冒偽劣，不可拖欠工資和貨款，尤其是不可欺壓工人，剝奪他們的休息時間，強令加班加點，或者在惡劣的環境中勞動。這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它遠比籠統地討論剝削、合法性等問題重要得多。
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業家，他們是一批膽大妄為的騙子。和賴昌星差不多，只有小學文化，根本不懂法律，但腦袋特別靈活，善于鉆空子，結果干出驚天動地的大壞事。但是光憑他們自己這點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們是撬動了掌有大權的政府官員，才能為所欲為，達到他們那些低級趣味的人生目標。他們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的怪胎，和企業家根本不搭界。因為出現了周正毅事件就懷疑全國的企業家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像維護工人農民權益那樣地維護企業家的權益。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有人的權益都應平等地受到重視和保護。只有這樣，國家才能走上正軌，避免動亂，持續發展。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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