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征收“生態稅”或“生態附加稅”，建立長期穩定的補償資金來源
課征生態稅，可以有效地解決生態資源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的雙重關系，可以有效消除市場在生態環境問題上存在的外部不經濟現象。目前我國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生態稅收，在我國現行稅制中，資源稅與生態稅相去甚遠。
建議一：設置生態稅種。“生態稅”在內容上應該考慮以下方面的因素：（１）區域上，西部地區作為中國生態屏障區，為全國的生態環境安全提供了難以計量的生態服務功能，需要設置具有典型區域差異的稅收體制，補償西部的生態保護與建設，體現“分區指導”的思想。（２）類型上，對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生產生活方式利用稅收手段予以限制，如對木材制品、野生動植物產品、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等的生產銷售征稅。（３）對環境友好、有利于生態環境恢復的生產生活方式給予稅收上的優惠等。因此這里的生態環境稅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稅種定義，而是建立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和協調發展的稅收體制的含義。
建議二：在“生態稅”沒推出之前，可以考慮先推出“生態附加稅”。“生態附加稅”類似城建稅或教育費附加的形式，其優點在于稅源較為穩定，征收簡便。“生態附加稅”可附在４種主要稅種上（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如三峽年發電量８４７億千瓦時，如果每度電提取生態補償費５厘就是４２３５億元，僅此一項可以保住２８個像云南省德欽縣那樣的長江中上游貧困縣的原始森林。又如內蒙，如果征３％生態附加稅，按其年稅收收入７００億總量計算，一年的生態稅收就能達到近３個多億。
（五）明確“生態功能區的區劃”，科學界定生態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范圍
西部地區要在全國生態功能區劃的基礎上，明確各生態功能區的定位、保護的責任和補償的義務。建議將“生態功能區”分成五個級別：Ⅰ、Ⅱ為生態效益的提供者，Ⅲ為不提供者不受益者，Ⅳ、Ⅴ為生態效益的受益者。由中央政府在全國范圍對Ⅳ、Ⅴ級收費，對Ⅰ、Ⅱ級進行補償，從而建立“提供者收費，受益者付費”機制。科學地界定生態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是將錢科學地收起來、合理地花出去的“突破口”。
（■董小君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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