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
危機之后：中國經濟怎樣走穩
要調整投資方向結構重視基礎產業不深化制度改革技術創新就是空話
經歷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今年的“保8”目標基本已無懸念。但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結構調整已成為越來越多學者的共識。如何認清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危機之后，我們還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日前，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
結構調整是歷史任務
問：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
劉迎秋：時代判斷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與改革至關重要。全球金融危機雖然到目前為止還在延續，但衰退有所緩解，危機后的問題提到日程。實踐迫切需要我們對走出這場危機后我國所處時代做出一個較為科學的判斷。
我國人均收入目前已經達到了3200多美元。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看法，一國人均收入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階段，是結構變動最為劇烈的階段。這是就一般國家而言的。在中國，即使人均收入超過了3000美元，它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結構調整仍是其經濟發展不可跨越的歷史任務。
問：結構調整包含哪些內容呢？
劉迎秋：我國結構的調整，不僅是指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指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方方面面的調整。經濟是基礎，因此經濟結構調整要放在首位。經濟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產權結構、企業組織和市場結構，等等。但必須看到，調整必須付出代價。不僅老百姓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企業也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政府尤其需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問：您所說的“政府應該付出的代價”是什么？
劉迎秋：比如4萬億政府刺激經濟計劃，開始時重點投向國有部門為主體的“鐵、公、基”等基礎產業是對的，但是，一旦經濟回升轉暖，進一步向前發展，就需要考慮調整投資方向和結構,不能忽視基礎產業，但必須考慮加大向非基礎產業和非國有企業投資的力度。
政府要付出的一個重要代價，就是要逐漸從生產性投資領域退出，逐漸轉向通過財政投資支持和引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上來。這也就是說，政府的財力不再是像過去那樣更多地直接用于“鐵、公、基”，而是更多地用于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更健康的成長環境。除此以外，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盡可能通過財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把更多的財政收入用在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等方面來。付出這個代價，不在于政府花了多少錢，而在于政府必須準備更多地從直接投資領域轉向公共服務領域中來。
壟斷與反壟斷斗爭會加劇
問：您認為，后危機時代壟斷與反壟斷斗爭會進一步加劇，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需要科學調解，根據是什么？
劉迎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這個矛盾的范圍不是縮小了、程度不是減輕了、沖突不是弱化了，而是矛盾進一步強化、沖突進一步深化了。
舉例來說，最近關于光伏發電過剩、風力發電過剩、多晶硅生產過剩的報道不絕于耳，好像真的是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能力已經遠遠走出了發展的需要，出現了生產過多和過剩的矛盾。實際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更不是我國的綠色能源搞得太多了，而是遠遠不夠。如果中國到處用的都是風力發電和光伏發電，就用不著進口那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氣等非再生能源，從而也就不需要搞那么多煤礦、有那么多污染了。那么，為什么會在我國風力和光伏發電比重仍然很小的時候，出現這么強的反對發展這類產業的輿論壓力呢？非常值得深思。
矛盾的背后是壟斷和反壟斷，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間的矛盾與沖突。這是這個時代面臨的一個挑戰。壟斷與競爭之間、不同利益集團或者說主體之間，矛盾和沖突如何解決，如何實現二者間的動態均衡，我們必須正視與科學面對。正確看待并科學地調解上述矛盾、問題與沖突，將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與改革面臨的一個新的重大課題。
技術創新需要制度支撐
問：為什么說后危機時代還是一個產業升級需要技術支持的時代？
劉迎秋：當前我國產業的升級，免不了資本增密，產業升級需要增加資金投入，投資也會因此而出現持續增長，資本有機構成也會相應提高。但是，產業升級的成功，不在于資本的增密和資本的無效率集中，而在于把更多的資本投入技術轉型與升級上來。這里的技術，不僅包括直接生產技術，也包括人本身，即所謂人力資本的投入。如果沒有技術強有力的支持，產業升級難免失去方向。增大技術投入，是當前這樣一個時代實現產業升級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
問：技術的升級除資本投入外，最需要的是什么？
劉迎秋：技術創新需要制度支撐。不要以為改革搞了30年，改革的任務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實際上恰恰相反，改革的任務遠未完成。經濟體制改革任務不僅沒有完成，還產生了很多新的需要改革的對象和內容。沒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不深化這些制度的改革，技術創新就是一句空話。產權制度不健全，知識產權得不到制度保護，技術就無法實現創新。
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證明，制度創新，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技術創新的根本支撐。必須把改革繼續深入下去，把制度創新繼續下去。(記者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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