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港島維港海旁的部分著名建筑景觀。 中新社發 林心 攝
資料圖：2009年4月26日，上海市十三屆人大十次會議審議的《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草案）》（修改稿）。 中新社發 吳芒子 攝
中新網6月2日電 香港《大公報》今日在“要聞”欄目刊發報道稱，正當金融海嘯蔓延而前景不明朗的時刻，國務院今年3月提出上海于2020年建成國際金融及航運雙中心，引起各方熱議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恐不保。
中銀經濟研究處主管謝國梁批評以上說法是斷章取義、片面理解。他又說，其實滬港各有優勢又各有局限，未來的“滬港”組合足可挑戰紐約、倫敦，成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
謝國梁在接受該報專訪時說，上海發展成金融中心早已是國家戰略。1991年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已提及此想法，1992年江澤民也說過。此次以國務院文檔的形式明確提出，與過去分別在于環境不同。當時未成氣候，現在上海處在新時期，為順應新形勢下的發展需要，把發展目標重新表述，其實并無方向和定位上根本的改變。
上海被“點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引起港人擔憂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保。謝國梁說，港人只看到上海成為金融、航運兩個中心，實在流于片面，未全面理解整體規劃的意思，其實上海也要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對于金融中心的定位則很客觀，要求與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故其進展將取決于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特別是自由兌換及資本管制程度。雖人民幣國際化無時間表，但可解讀以2020年為目標。
中央在金融海嘯之時作出重大決定，是否有特殊的含義？對此謝國梁說，金融海嘯對整個國際有進取和保守的兩方面啟示。其一是以美元為主的貨幣體系有很多問題，另一方面，過急的金融開放不是好事，如東歐整個市場開放太快，貨幣實現自由兌換，令市場無自我保護能力。
總之，金融海嘯不會造成國家金融戰略的轉變，依舊會遵循循序漸進風險可控，海嘯還有助國家弄清楚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未來發展方向，我國將圍繞“三化”──人民幣適當國際化，參與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加強金融合作區域化，香港也應圍繞這“三化”研究未來發展機會，及可扮演的角色。
上海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角色定位不同，各有優勢和局限性。上海將朝功能齊全、規模龐大的主權貨幣金融中心發展，并有國家經濟腹地和政策支持，與國家經濟10年掛鉤。但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將受制于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和資本管制、交易與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的不足等，加上其它國家主權因素的考慮，難起到亞洲區金融樞紐的作用，像韓國日本便很難利用上海去做什么，上海也不可能自由如香港。
香港一直是國家重要的出口貿易中轉基地與資金結算基地、外匯資產管理及企業資金運營基地。香港的法律和金融制度比較健全，與英美銜接無障礙，硬件和軟件的鏈接也比亞洲其它城市更好，這些是上海短期內很難達到的水平。但香港金融市場規模不大，從中長期看也很難擴張，內需業務來源不足，還面臨法制和金融制度與內地銜接等問題，令香港要深化其作為國家金融中心的功能時，面對難以克服的障礙。
香港扮演的是金融樞紐角色，不是與紐約、倫敦平起平坐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亞洲的金融樞紐地位，相當于紐約在美洲，倫敦在歐洲的地位，是資金、人才和管理的調配中心，故很多資金要在這里周轉。謝國梁過去曾提出，香港加東京將可形成東亞地區的組合型國際金融中心。目前看來，上海加香港的“滬港”組合，既是主權金融中心，又是區域金融樞紐，足可挑戰紐約、倫敦的地位。因此上海和香港會有分工互補，并非只有競爭關系。
謝國梁說，香港最大挑戰是它自己，多過與其它城市的競爭。香港應積極檢討金融監管制度、行政架構，以適應未來發展需要，金融樞紐地位維持靠制度。其次要了解國家未來金融戰略，考慮如何配合國家發展需要，來尋找自己的角色。
目前香港的個人人民幣業務死氣沉沉，只有540億人民幣存款，發展比預期慢很多。有關業務不可以融資和放款，只能做存款，是單邊性業務，發展空間有限。謝國梁說，香港可做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為內地資本賬戶開放扮演實驗場的角色，但都要靠金融產品去推動，終止，香港比其它城市，更有條件從事人民幣衍生產品的創新。
香港還應積極拓展非國內的金融業務，不要完全依靠國內市場，應充分發揮自己在制度及國際化方面的優勢，開拓整個區域市場，和開發多元化產品。近年特區政府提出拓展伊斯蘭債券，與俄羅斯及東歐國家建立關系等，都屬方向正確，但力度應加強。香港還是重要的海外僑資理財中心，可考慮為他們提供海外融資等多元化服務。優勢加潛力，香港的金融中心角色仍可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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