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舉步維艱的金融體制改革中，溫州的這一個個金融試點，在后人看來，盡管更是溫州金融發展的結果，但沒人否認方興錢莊的間接推動作用
上世紀80年代，方培林因創辦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被稱為“從外圍”推動中國金融改革的第一人。
這個金融市場的“吃螃蟹者”，只讀過一年初中，當過統計員、食堂管理員，后抽去搞財務，溫州人的敏感和勇于創新，使他成了能載入中國金融改革史的人。
敏感的溫州人
入股就意味著股息，股息合法，那民間自由借貸的利息也應該是合法的。
1978年5月，蒼南縣錢庫鎮江南醫院職工方培林看到了《光明日報》上那篇著名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隨后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舉國討論中，方培林隱約感覺到中國要發生變化了。
6年后，中央發出的1984年“一號文件”終于讓方培林找到了機遇。
文件中第三部分提到“允許農民和集體的資金自由地或有組織地流動，不受地區限制。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鼓勵集體和農民本著自愿互利的原則，將資金集中起來，聯合興辦各種企業，尤其要支持興辦開發性事業。”
“文件提出來要鼓勵農民入股，去進行開發性的實踐。我當時就想，入股就意味著股息。既然鼓勵，等于承認股息是合法收入，也就是說不勞可以獲得利益。如此，那民間自由借貸的利息也應該是合法的。”方培林一步步演繹他的邏輯鏈條。
方培林所在的錢庫鎮，當時是著名的小商品批發基地之一，這里的副食品、煙酒、針織品批發覆蓋了溫州周邊多個縣市，小商品批發業興起產生了巨大的資金需求。銀行利率低，很少有存款，經營者自然無法從銀行貸款。而民間高利貸利息之高，許多小企業主負擔不起。
“為什么不走‘中間道路’引導民間借貸市場呢？”方培林深入調查，了解到鎮周圍5個大隊流動資金需要1000萬元，大約缺口200萬元，而農民手頭有大量閑散資金。因此，他確信，辦金融服務社肯定大有市場。
按方培林的設想，就是成立一家股份制的金融服務社。實行“董事會制”，先投股集資，每股金額1000元，個人入股不限，總股為100股，計10萬元。然后由股東選出董事會，并選出董事長，由董事長委任經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終結算，由董事會研究作出合理分紅。實行靈活的浮動利率，股份可以流通轉讓，但不能退。
一波三折
錢莊畢竟是個已經發霉的名字，一提到它，人們馬上會想到長衫、馬褂、瓜皮帽及金絲邊眼鏡。
當他拿著材料到鎮里申請時，沒想到政府的思想更開明。當時的鎮委書記黃德余說：“現在那么多人放高利貸，上頭都沒有干涉，你公開搞借貸服務，為什么不行?”方走后，黃德余打電話請示縣長劉曉驊，劉也覺得可以試試。之后，在黃德余的主持下，鎮里專門召開了一個鎮委擴大會議，對方培林的方案進行討論。
兩天后，黃德余對他說：“還是不要搞股份制，萬一股東思想不統一，就容易出問題。就你一個人去辦吧，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務社，干脆就叫方興錢莊。”
為了穩妥，黃德余覺得還是應該到上級弄個“批文”。考慮到讓縣里“用批文對辦私人錢莊這種出格的事給予肯定，恐怕還為時早了些。”黃決定由鎮里發個文件。
9月19日，錢庫鎮政府專門發了一個紅頭文件：為了改革經濟體制，適應我鎮商品生產的迅速發展，狠剎社會高利貸活動歪風，經鎮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試辦方興錢莊。
拿到文件后，方培林準備在國慶節那天開業。恰巧9月28日，兩位消息靈通的溫州日報社記者找到他，因急于報道，方培林的錢莊就在當月30日提前開業，一塊白底紅字的木質招牌“方興錢莊”，豎立在錢庫鎮橫街29號方家老宅。按原人行溫州分行副行長應健雄的說法，這比人行溫州分行的開業還早了一個月。
開張當天，方培林把幾沓手寫的借貸利率表張貼在錢庫的大街小巷，一天之內，不足3萬人口的小鎮都知道了方興錢莊。
“錢莊的掛牌，在當時絕對是一樁爆炸性的新聞。私人錢莊畢竟是個已經發霉的名字，一提到它，人們馬上會想到長衫、馬褂、瓜皮帽及金絲邊眼鏡的剝削者形象。”曾目睹錢莊誕生的一位溫州老記者說。
果然就在掛牌的第二天，四大國有銀行的領導都找上門來，說錢莊不合法，必須關閉。
錢莊關門還是辦下去？黃德余傳達了上頭的意見，同時也意味深長地讓方培林自己考慮。
第三天，人們發現“方興錢莊”的招牌不見了。不過，29號院仍是仍是人來人往。
方培林把錢莊轉向“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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