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為，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建設的推進，資源需求將持續大幅度增加，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必須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建設節約型社會和發展循環經濟擺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資源的高效和循環利用，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那么，中國應該如何發展循環經濟？政府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采訪的專家一致認為，我國發展循環經濟，需要政府、企業、科技界和公眾的共同努力，需要從物質層面、體制層面、價值層面實行全方位的變革，需要法律、政策和技術的大力推動，需要強有力的政府管理體制的運作與充分引入市場機制的緊密結合。其中政府的作用尤為關鍵。
中國發展循環經濟制約因素不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員周宏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循環經濟促進會會長吳季松等專家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介紹，總體上看，我國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已具有一定的基礎，首先表現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節能、節水、開展資源綜合利用、推行清潔生產方面作了許多工作，為循環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其次，我國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積累了相關經驗：頒布了一系列有關法律法規，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標準和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批開展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的企業；建成了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由企業群組成的生態工業園區；遼寧、貴陽等部分省市開展了循環經濟試點工作。
但是專家們指出，目前我國的循環經濟主要是政府在倡導，僅有少數部委積極推動，各方面對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尚未達成共識，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循環經濟理念尚未普及和深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中國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楊春平認為，目前制約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首先，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機構和規劃，對于發展循環經濟，國家發改委主要側重于資源綜合利用和提高資源利用率方面；國家環保總局側重清潔生產和環境保護；人大環資委側重立法研究；科技部側重循環經濟的技術支撐體系，各部委尚未形成“合力”。國家層面也未形成指導循環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和推進計劃。
其次，循環經濟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我國在循環經濟方面僅出臺了少量的法規，大部分領域仍是空白；現有的法規存在可操作性差的問題。例如，在環保方面，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后，陸續制定了４部環境法律，８部資源管理法律、２０多項環境資源管理行政法規、２６０多項環境標準，初步形成了環境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框架。然而，現行環保法律還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維模式上，對于廢物的回收利用沒有具體的法律法規，執行上沒有明確的可操作性，這和循環經濟的要求相差甚遠。
第三，缺乏符合國情的循環技術支撐體系。發展循環經濟最關鍵的開采技術、環保產品技術、節能技術和資源綜合利用技術裝備水平不高。在大型燃煤電廠煙氣脫硫、城市垃圾資源化、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和高濃度有機廢水治理等重要領域的一些關鍵產品還沒有自己的制造技術。
此外，全民參與循環經濟意識不強，表現為公眾和企業的對循環經濟的概念、必要性和迫切性了解不深，資源意識、節約意識和環保意識較差。
政府的主導至關重要
在多種不利因素制約下，如何在中國發展循環經濟呢？“法規強制和利益驅動是最主要的兩條。”周宏春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
接受中國經濟時報采訪的其他專家也一致認為，種種因素的存在使企業不大可能做到自覺“循環起來”，必須依靠政府的推動作用，通過以制定政策為主的制度創新構建資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產環節的贏利模式，使市場條件下循環型生產環節有利可圖，從而形成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自發機制。
吳季松認為，需要政府來做的事情主要有兩條，一個是建立發展循環經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一個是加強對循環經濟的宣傳教育。
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同時，強化政府的綜合協調能力，切實解決地方保護、部門職能交叉造成的問題。楊春平告訴記者，“在推行循環經濟方面，我國還存在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力恰好成了優勢。”
專家們認為，政府在建立循環經濟方面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在尚未立法的現階段，首先應該建立發展循環經濟的組織管理機制，成立國家一級的循環經濟領導機構，制定發展循環經濟的規劃和工作計劃，要求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建立促進規劃實施的綜合決策與管理機制。
其次，強化政策導向，通過產業政策、財稅政策、投資政策以及政績考核引導循環經濟的發展，形成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國家綜合經濟部門可以通過制定產業政策，鼓勵發展資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利用國債等渠道進行投資引導，在各行各業促進循環型生產環節的形成。國家財政、稅務部門應當研究制定對使用循環再生資源生產的企業和產品減免稅收和給予優惠貸款的政策，鼓勵企業使用循環再生資源；通過財政、稅收部門的工作，將發展循環經濟逐步從投資引導轉向稅收優惠，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拉動變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市場選擇。還可以通過征稅促進循環經濟，如征收自然資源稅，促使少用原生材料；征收垃圾稅，促使減量化和再利用具有吸引力。價格主管部門通過調整資源型產品與最終產品
的比價關系，完善自然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建立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和消費者回收付費制度。利用這些政策手段，初步解決推進循環經濟的價格障礙。
最后，通過制定綠色采購政策，對使用再生材料的產品實行政府優先購買，以此影響消費者消費方向和企業的生產方向，從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社會各方的參與必不可少
國際經驗表明，發展循環經濟的最主要障礙是觀念問題，鑒于我國民眾對循環經濟的認識現狀，專家呼吁要加強對循環經濟的宣傳教育力度。
吳季松認為，非常有必要開展循環經濟的討論，使大家明確循環經濟到底是什么，理解搞循環經濟是我國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搞清楚概念以后，再研究我們該怎么發展循環經濟。特別對發展循環經濟的主體——企業領導層，進行循環經濟的內涵、價值、策略和效益教育，使其樹立生態工業的新觀念。還需要對公眾進行宣傳，提高全民的環保意識、綠色消費意識和參與意識，使全社會的價值觀和消費觀來一個深刻的變革。
借鑒西方國家的立法先行經驗，完善我國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法案室主任、中國循環經論壇副秘書長孫佑海教授認為，立法的“關鍵在于要作出強有力的系統的規定，而不是點到為止。”專家們建議，要加快《循環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根據這一基礎性法規抓緊制定發展循環經濟的專項法規。并注意對已有的部分法律法規進行修改。楊春平說，現有的一些環境法規和建立生態工業體系有抵觸，應該進行改造，重構后的法規要充分體現綠色導向和市場手段的作用。
“循環經濟推行的關鍵就是依靠科技進步。”吳季松說。在建設循環經濟的技術支撐體系上，要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努力突破技術瓶頸，開發廢棄物再利用裝備，通過引進技術和扶持企業與科研單位開發研究，逐步形成循環經濟的綠色技術支撐體系。
周宏春認為，環保部門在推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環保部門可通過提高企業的排污成本和社會的廢棄成本來凸顯循環經濟的效益；同時對循環經濟環節的環境效益予以評價，為經濟部門對其采用何種方式和何種程度的激勵手段提供信號。
專家們還建議，對于剛剛進入重化工業時代的中國來說，選擇優先領域來推動循環經濟事半功倍。周宏春認為以下應為優先發展領域：應該在資源的開采、生產、廢棄等社會生產的主要環節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其次，在城市建設中，應按照循環經濟的理念，合理規劃城市規模，在功能區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要考慮城市產業體系之間的銜接和環境容量的大小。
誰先發展誰將占有商機
“在政府在規劃和與推動方面做足文章之后，就應該把循環經濟的實施交給市場，因為企業是循環經濟的主體。”吳季松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
“當前最值得重視的應該是關乎經濟增長方式優劣的產業競爭力。”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委員、宏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常修澤指出，未來幾年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商機值得重視。
從循環經濟理論來看，循環型生產環節有兩個效益來源，一是廢棄物轉化為商品后產生的經濟效益，二是節約的廢棄和排污成本。
循環經濟是一個很大的產業，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水、能源、礦產資源短缺的國家來說，企業可以從節能、節水、節電的角度開發新的商機。比如，全國６６０個城市中有３００個城市缺水，１００多個城市嚴重缺水，每天缺水１６００萬立方米，一年造成工業生產２０００多億元經濟損失。就此而言，節水型設備及技術的產業空間相當大。節約能源、節約資源也將是優化結構的重要目標，中央對此高度重視，國家有關部門也會在政策上給予支持。
吳季松認為，發展循環經濟也是企業走向世界的一個出路。因為發達國家進口商品已經把一個產品究竟要消耗多少資源作為衡量標準，據此確定是否需要進口產品。因此說，“中國出口企業誰先走一步發展循環經濟，誰的產品就可以大量出口，從而也就抓住了商機。”（作者：百達翡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