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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琛(1848-1935)
字伯潛,號弢庵、陶庵。福建閩縣(今福州市)螺洲人。十三歲成縣學秀才,十八歲中舉,二十一歲登同治戊辰(1868)科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中法戰爭后因參與褒舉唐炯、徐延投統辦軍務失當事,遭部議連降九級,從此投閑家居達二十五年之久。賦閑期間,熱心家鄉教育事業,辛亥革命期間出任山西巡撫,1909年復調京充禮學館總裁,辛亥革命后仍為溥儀之師,1935年卒于京寓,得遜清“文忠”特謚及“太師”覲贈。
對于陳寶琛來說,宣統三年(1911)六月十六日也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在這一天,清廷下諭,派他和陸潤庠入毓慶宮“授皇帝讀”,充任6歲的小皇帝溥儀的師傅,同時取消了先前補授山西巡撫的任命。
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命運便和滿清皇室緊緊地聯結在一起,成為中國最后一位帝師。如果他按照原先的諭旨赴山西上任的話,他也許活不過辛亥年。代替他的陸鐘琦上任還不到一個月,太原新軍就發動起義,陸鐘琦在巡撫衙門被殺。
王綱解紐
經訓聊自娛
1909年3月,當62歲的陳寶琛奉旨來京的時候,他已經在故鄉蟄居了二十五個年頭。陳寶琛十八歲中舉,二十一歲便登科進士,一入仕途便青云直上,與張之洞、張佩綸、寶廷同為清流的代表人物,意氣踔厲風發,以敢言直諫聞名于天下。
然而在波譎云詭的晚清政局中,清流一派在甲申中法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陳寶琛因保薦失當被革職,在家鄉一呆就是二十五年。陳寶琛的好友沈瑜慶曾托慶親王奕劻向慈禧推薦陳寶琛,遭到拒絕。這一次還是軍機大臣張之洞篤念故舊,極力向攝政王載灃保舉才得以起用,然而亦不過官復原職,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會同禮部總理禮學館事宜而已。在新政的官制體系中,這些都不過是些閑差,張之洞雖引以為疚,卻也不便多言。
的確,此時已經不是清流的時代了,庚子以來,朝廷的主旋律是立憲和新政。清流本與洋務相頡頏,以道德義理平衡洋務派的功利取向,然而新政在功利取向上更加變本加厲,而立憲更是指向傳統政教體系的徹底變革,政治舞臺上幾乎沒有清流生存的空間。
光緒和慈禧去世以后,新政的中央集權色彩日趨明顯,重要部門基本上壟斷在皇室親貴手中,而他們所倚仗的不是清流,甚至不是傳統士大夫,而是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張之洞本是新政的支持者和推行者,此時也被邊緣化,終憂憤以死。去世前他常與陳寶琛追話往事,流連山水,一尊相對,唯有喟嘆而已。
從邏輯上說,建立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是新政的內在目標,但是滿清皇室貴族卻不是完成這一任務的夠格人選,反而強化了之前就存在的滿漢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隔閡。宣統年間,身為諫官的江春霖、胡思敬、溫毅等人不斷上疏彈劾親貴,乃至辭官而去,可謂清流的最后一抹余暉。與此同時,集權又與立憲分權存在著內在矛盾,立憲派人士一波又一波的速開國會請愿的浪潮不斷沖擊著京師。在各派力量的撕扯下,晚清政局呈現出杌隉不安分崩離析之象。
陳寶琛雖然并不處在權力中心位置,但顯然對這一切了然于心。表面上看,陳寶琛自居閑放,與陳衍、林紓、曾習經、胡思敬、溫肅等人時常踏訪京師名勝,結社詩酒相娛,然而他的詩歌中卻常常透露出衰瑟乃至絕望的情調:“頹齡復何覬?經訓聊自娛”,“澗谷一生稀見日,作花偏又值將霜”,“亭林傷陸沈,益懼人紀絕”,面對大難的憂懼與無力之感滲透在字里行間。迫在眉睫的危機不只是王朝命運的終結,更是政教綱紀的瓦解。
清廷覆亡
癡想揮戈有魯陽
說起來,陳寶琛并不是以道德姿態標榜的冬烘之士,他對西方的器物制度并非一味拒斥。蟄居家鄉期間,他曾在福州創辦東文學堂,后改為全閩師范學堂,是為福州新式教育之始。他又積極參與福建鐵路之興建,并遠赴南洋籌集股款。可以說在某些方面,他也是新政的支持者。陳寶琛雖然沒有參與戊戌變法,卻在1910年冬資政院開會期間,以碩學通儒議員的身份,倡議昭雪楊銳等戊戌六君子。不過一旦涉及傳統政教倫理,陳寶琛的立場就毫不含糊了。有資政院議員提出剪辮易服的提案,陳寶琛表示堅決反對。在他看來,辮發服色是政教倫理秩序的象征,不容絲毫假借。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尚在,就可以在帝都的資政院會場上公然提出剪辮易服,足見對傳統政教倫理的沖擊已達到何種程度。而陳寶琛所能做的只是盡量守住這道堤防。
如今,帝師的榮譽和身份又讓陳寶琛的肩頭多了一份責任。他希望小皇帝能受到乾隆皇帝的“垂靈”,成為一代圣主:“神州渴望中興主,早晚垂靈牖圣聰?!钡撬麤]有想到,劫難會來得如此之快,雖然他對這一天的到來早有預感。
僅僅兩個月后,武昌民軍起義,各省紛紛響應,大清帝國頓成土崩瓦解之象。事到如今,陳寶琛不得不為挽救王朝的命運做出他最后的努力。九月,陳寶琛上《危亡在即披瀝直陳摺》,痛陳親貴專政之害,懇請“監國攝政王下教自責,以為大臣引咎之倡,立即簡擇剛正廉明、足系人望之大臣,任以總協理,令其另行組織內閣、參照各立憲國通制,俾負完全責任?!贝饲?,陳寶琛曾與勞乃宣、曾習經、劉廷琛等人組織帝國憲政實進會,并任會長,在君主立憲框架中為清政府謀求出路。
隨著時局的日益惡化,清政府的統治搖搖欲墜,包括陳寶琛在內的該會核心成員又組織忠君會,幻想挽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于將傾,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便是“癡想揮戈有魯陽”。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不能挽救王朝的命運。十月中旬,袁世凱在錫拉胡同私邸召集會議,討論與南方民軍議和事宜,陳寶琛亦在座。袁世凱希望陳寶琛擔任福建省議和代表,陳以年老推辭,提出以嚴復代替他。也許是看到議和不過是加速清廷覆亡的進程,陳寶琛沒有參與這次行動。
辛亥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農歷新年前夕,清政府下諭旨宣布遜位。這一年的除夕,陳寶琛在詩中寫道:“鐘簴無驚鼎遂遷,故憂薪積火終然。”他很清楚,清朝正是在長年積累的危機中一步步走向末路的。也許他對這個王朝本身并無太多留戀,但是對于它的最后一位小皇帝的未來,他卻負有無法推卸的責任。陳衍等好友曾經勸他效仿其他遺老退隱,他的回答是:“吾起廢籍,傅沖主,不幸遘奇變,寧忍恝然違吾君,茍全鄉里,名遺老自詭耶?”他已決定將自己的余生維系在這未盡的君臣之義上。
這也許是一種不幸,因為他在艱苦和忍耐中履行的這份職責,并不能期待產生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在新的共和民國,它似乎不過是一個過時的“名分”而已;然而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在一個傳統人倫綱紀瓦解而新的價值規范又未及建立的時代,陳寶琛幸而有“帝師”的身份作為依托,可以平靜而從容地維持他的價值認同和道德理想。事實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六年,他正是這樣做的。
本文撰寫參考了《陳文忠奏議》、《陳寶琛與中國近代社會》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