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政府表現越出色、應對越得體則得分越高，反之則得分越低。最終依據各項表現綜合所得總分，得出藍、黃、橙、紅四色級別，警報程度相應由低到高。其中總分20.00分(含)以上為藍色，表示政府應對總體較為得體；總分10.00分~20.00分(不含)為黃色，表示政府應對有待進一步加強；總分5.00分~10.00分(不含)為橙色，表示政府應對存在明顯問題；總分5.00分(不含)以下為紅色，表示政府應對嚴重失當，存在重大缺陷。
中國青年報7月15日報道日前，人民網發布“2010年第二季度地方應對網絡輿情能力排行榜”，入選的10件事情中，排在藍色(即應對基本得體)和黃色(即應對有待進一步加強)區域的事件達到了7件，這是排行榜創立以來最好的一次。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秘書長單學剛分析認為，這表明地方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已經明顯提升。
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2010年第二季度政府應對各項指標與第一季度相比，信息透明度增長20.2%，政府響應增長14%，政府公信力增長10.6%，各項指標綜合得分則增長約13.6%，與去年上半年排行榜剛剛推出時相比綜合得分增長了近25%，
單學剛認為，事實證明，只要地方黨政機關認識正確、做法科學，互聯網完全可以管理好、應用好，發展成地方了解民情、匯集民智、疏導民怨的好媒介，成為決策參考的好幫手和官民互動的重要窗口。
如“安徽馬鞍山局長打人”事件發生后，“一把手”市委書記當晚即趕到現場處理危機，使得事態得以較快平息，沒有釀成更大規模的群體事件。
而在遼寧莊河“千人下跪”、廣州法制辦“咆哮哥”、海南三亞社保局“招考門”等事件中表現不當的當事官員也都被上級黨政機關迅速果斷地進行了處理和問責，及時挽回了政府公信力因此可能受到的損失，這些較過去很多地方出了問題之后只是一味屏蔽刪除消息、袒護當事官員的做法相比，可謂有了明顯的改善。
入選排行榜的事件中，“安徽馬鞍山局長打人”事件的應對總體較為得體；“江蘇濱海教育局封殺論壇”事件則亮了紅燈，地方政府應對嚴重失當，存在重大缺陷；而在本報率先報道的“云南大理違規建別墅”事件中，地方政府應對存在明顯問題，排名倒數第三。
安徽馬鞍山局長打人事件：書記親臨現場勇于擔當
2010年6月11日18時40分，安徽馬鞍山市花山區旅游局局長汪國慶在開車途中與路上行走的中學生胡某發生糾紛，并動手打了胡某。圍觀的群眾迅速增至幾千人，并將汪國慶堵在轎車內不能離去。晚十點半左右，馬鞍山市市委書記鄭為文趕到現場，站在警車車頂上用高音喇叭喊話，承諾政府一定會妥善處理此事，汪國慶當即被免職。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谷文杰
“安徽馬鞍山局長打人”事件折射出官員傲慢的權力與民眾失落的尊嚴之間的矛盾。
當地政府在事發伊始便迅速作出反應，市委書記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肇事局長被就地免職，體現了國家公職人員對民意的重視。盡管有輿論從法律程序方面對“就地免職”舉措提出了質疑，但從人道主義和政治效率的角度考慮，此舉有效地穩定了民眾情緒和現場秩序，避免了事態升級造成人員傷亡，值得肯定。
美中不足的是，因肇事局長未道歉，群眾怒火未息難以散去，政府后來失去了耐性，動用警力采取粗暴手段驅散群眾，違反了處理突發事件“慎用警力”的原則，破壞了前期努力爭取到的良好狀態。
在后續措施方面，當地政府在慣性思維的引導下采用冷處理的方式，降低了政府工作信息透明度，使民眾在情況不明的環境下滋生了質疑，認為政府包庇肇事官員，而之前的積極姿態有作秀之嫌。
后期的兩項舉措使政府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的損害，這種虎頭蛇尾的事件處理方式值得反思。
特邀專家單光鼐(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考察過多起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以后，我們發現：領導干部能否在第一時間親臨現場做群眾工作、舒緩民怨，是能否成功化解矛盾、處置事件的關鍵。馬鞍山局長打人事件處置過程中為人稱道的是，花山區和馬鞍市的領導趕赴現場，勇于擔當，敢于直面群眾做工作，尤其是市委書記鄭為文迅即表態，對肇事的官員進行問責處罰，平息群眾激憤的情緒，這為緩和氣氛、挽回政府形象做了良好的鋪墊。
但在事件的處置過程中，也暴露出基層地方政府的一些不足和值得改進的地方。例如，領導出現時已經過了“黃金4小時”，這反映出政府應對處置這類事件還不夠迅速。另外，在掌握慎用警力的尺度上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改進。
江西黎川新任科級干部財產公示：地方走出一小步，民眾期待更大步
2010年4月16日，江西黎川縣紀委正式出臺了《黎川縣新任科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辦法(試行)》，規定全縣新任科級領導干部必須如實申報個人財產，并向社會公示了新任的19名科級干部財產收入情況。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閉淑娟
網友提出的質疑很有代表性：此次黎川將官員財產向社會張榜公示，比之前的試點進了一步，但“新人”新辦法是否就意味著“老人”沒辦法？在“新人”變成“老人”之后，又該怎樣保持公示的連續性？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對輿情的最好回應。
特邀專家吳長生(人民日報社國際部原主任、高級編輯)
江西小縣黎川公示區區19位新任科級領導干部財產的事，之所以能轟動全國，就因為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物以稀為貴。
無數實踐已經證明，改革先行者如果得不到及時而強大的后援，就難免因孤軍深入而遭遇覆亡的結局。如果沒有更多后繼者，沖鋒在前的黎川，就可能被巨大的官場慣性無情地拉回原點。
廣州法制辦“咆哮哥”：“權利時代”的“倒逼機制”
2010年6月18日上午，一名廣東網友在廣州市長萬慶良同志的留言板留言反映廣州市法制辦公務員態度蠻橫，并上傳了一段錄音。留言中，這位網友把態度不佳的公務員形象地稱為“咆哮哥”。6月21日,廣州市法制辦召開記者通氣會，就此事深表歉意。6月23日上午，廣州市法制辦負責人和“咆哮哥”本人一起上門到發帖網友家中道歉。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蘇玥
“咆哮哥”事件一經曝光，網友的批評鋪天蓋地，有的稱“‘咆哮哥’讓政府蒙羞”，有的則直斥“‘咆哮哥’揭穿了偽公仆的畫皮”。其“經典”語句“你能把我咋地”，更是雷倒不少網友。網絡的影響力得到了政府部門的重視，并推動了事情的發展。
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普遍問題積累已久，雖然廣州市法制辦負責人表示，將以此事作為反面教材，杜絕類似事情再發生，但不從體制弊病、官僚作風上找原因，還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特邀專家吳兢(人民日報社新聞協調部副主任)
有人說，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日益成熟的公民社會與落后的管理之間的矛盾。的確，一邊是迷戀權力、高高在上的一些官員，不愿“棄權”，或者表面“放權”實際“弄權”；一邊是維權意識覺醒、法律意識提高的大批公民，對官員執法和政府行政，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這兩者之間——“權力本位”的退出與“權利本位”的生長——存在著心態差、步伐差和速度差，由此形成了此消彼長的博弈。“咆哮哥”事件，就是這樣一次典型的博弈個案。
在這個博弈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獨特的“倒逼機制”：網友把“咆哮哥”的“咆哮”錄音發帖上網，被互聯網迅速“放大”，形成火力甚猛的監督攻勢，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咆哮哥”最終為自己的“咆哮”，承擔了應該承擔的責任。
從“權力時代”到“權利時代”，越來越多的公民加入維權隊伍，公民的權利覺醒和監督的有效合力，正是“倒逼機制”的兩把“利劍”，“倒逼”法治政府提速，“倒逼”服務型政府提速，“倒逼”“權老大”們退出滾滾向前的時代列車。
河南商丘趙作海冤案：司法生態何時改變？
河南商丘人趙作海2002年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2010年4月，“被害人”趙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一起錯案，宣告趙作海無罪，同時啟動責任追究機制。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汪冬蓮
趙作海一案經過涉案各方的努力，處理結果在網上普遍贏得了網友肯定，成為近年來少有的變負面事件為正面形象引導的典范，尤為重要的是，該案推動了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進步，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當然，反思和質疑也是有的。比如，關于這種因為司法實踐不嚴謹導致的冤案，國家賠償金和困難補助費該由誰來承擔，走的是財政支付嗎？最后是不是轉嫁到納稅人頭上？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部門站出來澄清公眾疑慮。
特邀專家魏壽華(天涯社區執行主編)
這是一起典型的冤假錯案，事件被披露之后，趙作海最終沉冤得雪。尤其是河南高院院長張立勇親自登門頗有誠意的道歉，也贏得了趙作海以及關心趙作海案的人們的基本諒解。需要司法部門反思的是，在中國目前的司法生態下，還有多少個“趙作海”？
趙作海案得以平反，緣于“被害人”戲劇性的死而復活，但這樣的幸運不會第二次降臨。只有落實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在公、檢、法三機關的權力設置上真正體現出相互制約的關系，而不是“兄弟單位”關系，才能實現基本的司法公正。也只有這樣，司法系統才不會被輕易地推進輿論漩渦，才會讓趙作海案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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