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海伯爾教授曾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北京周報》編輯部工作，現從事東亞政策的教學。他認為，一些媒體不負責任的做法會帶來不良后果。他說：“90年代末以來出現一種趨勢，一些記者和媒體有意或無意地發起了一場運動，加深了人們對中國的偏見。比如，‘中國的崛起是德國的沒落’這句讓我生氣、制造恐懼的話。接下來是德國《明鏡》周刊攻擊中國的《世界大戰和富裕》系列。去年8月，《明鏡》周刊又發表誣蔑在德華人的《黃色間諜》一文。從德國政府推行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新亞洲政策里也能看出這種趨勢。媒體的這些做法超越了政治，我認為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在柏林、慕尼黑等德國城市，都發生了當地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反“藏獨”、反德國媒體涉藏問題不實報道的游行示威。對此，海伯爾教授表示理解。他說，“在所謂‘西藏獨立’問題上，所有中國人都有‘國家集體意識’。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理解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表現。不管是在國內或是國外，包括在國外常年工作生活或已經成為德國公民的中國人，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贊同所謂‘西藏獨立’。所謂‘自由西藏’口號發出的卻是西方有人要搞藏獨的信號，這是沒有建設性的。此外我認為，西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而首先是民族問題。在現行自治法基礎上制定新的、更廣泛的法律基礎才能最終解決問題。”
目前，德國媒體在涉華、涉藏報道中不再眾口一詞，而是出現了反思的聲音，進而形成了一場關于中國的大討論。對此。德國柏林《日報》編輯漢森認為：“現在既有抵制，也有加強合作、抓住機會的呼聲，此外還有對‘新冷戰’、西方的雙重道德標準、傲慢和自大的警告。不同的立場不僅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也反應了西方在如何同中國打交道問題上的不統一和矛盾心態。”
海伯爾教授則對德國媒體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說：“目前在德國和歐洲的討論最讓我覺得困擾的是，中國突然又重新被當成極權國家。8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了巨變，比如向自由化和多元化國家的轉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以及中國社會由封閉向開放的轉變。我一直嘗試從更深、更廣的角度來分析問題。我認為，中國是國際社會的主角之一，不能也不應被孤立，而應看到上述變化過程。我們應轉變思想，不應總給中國以負面評價，而應考慮積極因素，以及歐洲人和德國人可以施加影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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