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個有未來的地方
即便生活壓力如此之大，私人領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舊是流動人員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著了魔一般迷戀北京。火車站、汽車站、機場涌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來，過起居無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記的流動人口達383.4萬人，較去年增加26.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為24.3％。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位前官員介紹，根據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推算，這些流動人口中，有專科以上學歷的，不足10％。
盡管沒有確切統計，高學歷人群究竟占這個龐大的流動群體多大比例，但僅從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斷出來，大多數的流動人員，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焦慮和忙碌，不會比她更加輕松。
5年前，大學生秦璐“帶著夢想”、簡單的行囊，以及各種證件，只身來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對首都充滿色彩斑斕的想象。她始終堅信，“北京是個有未來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紀念碑，頤和園的石坊，圓明園的廢墟，北大的未名湖，清華的荷塘月色，筆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無一不印在她的腦子里。
不過，這些關于北京的印象，都是她從課本里、電視上、媒體中，以及別人的談話中移植過來的。也正是這種重復的移植，加深了她對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總是灰蒙蒙的。一個陰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過鐘樓，突然放聲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后的我。”秦璐說，待在西安那樣的城市，20年后，甚至更多時間之后，她的生活將不會有太大變化，也許會一成不變。而單調乏味、平淡無奇的生活，她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從那一刻起，她決定到北京“混”。
沒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懷揣著像秦璐一樣的夢想。但每個受訪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蘊的、高素質的城市，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就業機會、有無數選擇的理想漂泊地。只要自己“肚里有貨”，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稱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里”。直到生活了數年，她才朦朦朧朧地意識到，自己想要的，其實是“可選擇的機會”，還有“相對公平的環境和良好的秩序”。而這些，是中國許多城市“相對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續問題，曾多次打電話到西安的相關職能部門咨詢。結果，“接電話的人總是不耐煩，還說不清楚，有些人干脆就把電話轉到無人接聽的號碼上”。無奈之下，她動用了一些地方關系，才把問題弄明白。
“辦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惱火事，她的臉上出現慍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咨詢過北京的相關職能部門，盡管北京的相關職能部門無力解決，但把事情解釋得很清楚。這一點讓她非常滿意。有親朋好友勸她回老家工作，承諾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輕松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絕了親友們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詛咒這個城市，卻從沒想到過要離開。就沖著職能部門的辦事效率和服務，我也不離開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愜意地說。
戶口是個繞不過的坎兒
5年前，秦璐帶著瑰麗的夢想來北京尋找未來的時候，只有憧憬。比如，在北京買一套大房子，買一輛高級轎車。
她沒有考慮過，作為一個在北京發展的外地人，究竟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多少代價。她也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養老問題，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她甚至都沒有考慮過，這個城市會不會接納她。
“在青春年少的歲月，這些問題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說。
置身北京后，她才發現，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外，現實的北京與她夢想中的北京，還存在著不小的反差。比如，她發現北京高考學生的分數普遍比外地學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學，而不用蝸居西安讀書。還比如，她發現，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護一些行業禁止外地人介入。雖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并沒有因為她的外地戶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種機會平等。”秦璐說。這個看起來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時竟封閉到讓她難以理解。外地人就業禁區以及北京市政協委員限制外地人進京的呼吁，更讓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證》必須回老家辦理。為此，她不得不耽誤兩天的時間，并為民航業貢獻了兩張機票。
“同樣都是在自己的國家，為什么非要設置一些人為障礙呢？”她重重嘆了一口氣，“都是戶口，戶口，戶口。”
同樣也是因為戶口，秦璐的朋友，來自鄭州的李建軍目前正在做一個“艱難”的抉擇：回去還是留下。
2004年，李建軍受聘于地處北京的某行業協會。這位在攝影界小有名氣的青年女教師，因為看重北京的機會和發展空間，決然告別丈夫和女兒，只身到京城闖蕩。起先，聘用單位答應給她辦理北京市戶口。后因種種原因，戶口未能辦成。不過，這并不影響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綠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證》）。按規定，持綠卡滿3年、符合條件的，可申請辦理人才引進手續。
“當時我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就拼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里，李建軍在攝影界已頗有建樹。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戶口夢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戶口對我來說無關緊要，我考慮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學問題。戶口是個繞不過的坎兒。”
李建軍到北京后不久，一次和丈夫電話交流時，丈夫透露說女兒現在的情緒很不穩定。她馬上意識到女兒到了青春期，身體發生變化，無法和父親溝通。
“如果我不把女兒接到身邊，會影響女兒的身心健康。”李建軍說。無論付出多大代價，她也要將女兒帶在身邊。
代價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高昂的擇校費和贊助費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讀高一的女兒的知識結構問題。
如果她的女兒繼續在北京讀書，高考時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學的知識將無法應對河南的考題。當然，即使現在回河南，仍存在一個學籍問題，未來能否在河南參加高考，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有一點確定無疑：沒有北京戶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參加高考。
這位攝影界有頭有臉的人，決定來北京之前，已經將鄭州的房產賣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穩腳跟，丈夫隨后就過來。因此，如果現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開始。
“女兒多次找我談話，問我怎么辦，我都無言以對。小小年紀，本來是不應該承受這些的。”站在望京27層樓的家中，李建軍目不轉睛地望著窗外的風景。“網上有一些人正在呼吁這事。如果實在沒辦法解決，看來我只能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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