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世界經濟史看，無論是最先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還是由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后發國家，抑或是那些長期處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經濟體，技術升級和由此推動的產業升級是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與核心。改革開放以來直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中國趕上了“超級全球化”的浪潮，主要依靠外源式技術演化路徑，在承接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和產業轉移過程中推動自身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化逆潮興起，美國在對華戰略競爭總體框架下對中國的技術升級采取了“卡脖子”“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等壓制手段，意圖將中國的技術和產業鎖定在中低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如果無法順利實現技術升級，就會落入“中等技術陷阱”，就很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區域科創高地，通常指科創要素集聚、科創成果及成果轉化密度高、高科技產業發展集群化的區域。通過對全球科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觀察發現，區域科創高地在一國或一個地區破解“中等技術陷阱”難題、實現技術躍升進而促進產業升級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硅谷之于美國長期保持科技創新“山巔之國”的作用和意義。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區域科創高地既是提升國家創新能力的前沿陣地，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載體。尤其是在美國對中國高科技“卡脖子”“脫鉤斷鏈”的情勢下，區域科創高地能不能率先在全國蹚出一條路子，引領國家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事關全局的命題。

在打造區域科創高地的理論研究方面，創新系統理論和區域創新系統理論為科技創新的發生和擴散提供了一種有說服力的解釋。1985年，Lundvall首次提出“創新系統”概念，認為創新是一種系統性行為，由關系網絡、國家制度安排等多種因素共同決定。Braczyk等沿襲了創新系統理論對創新系統邊界的空間定義，提出了“區域創新系統”概念，即在一定的地理空間內，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不同的創新主體間相互聯系、分工協作，共同構成創新的區域性系統。Simme進一步研究提出，區域創新系統包含五大要素，即生產企業群、創新人才培養機構、研究機構、政府機構和創新服務機構。我國關于區域科創高地的研究文獻亦是汗牛充棟，尤其是2016年《“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提出“要以打造區域創新高地為重點帶動提升區域創新發展整體水平”以來，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區域創新極、區域創新高地、科技創新集群區等研究不斷豐富。這些相關文獻為研究如何發揮區域科創高地在中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作用提供了多元的視角和豐富的素材。

過往的研究雖然對區域創新系統建設及其對當地經濟發展的作用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提煉，但仍然缺少從國家層面探討區域科技創新高地的角色作用的研究，關于打造區域科創高地的關鍵要素及發展路徑、機制等系統性的研究也仍然不足。由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力圖回答3個基本的問題：區域科創高地在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打造區域科創高地的要素有哪些？區域科創高地如何引領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區域科創高地在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中的角色和作用

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從技術、制度、組織乃至經濟社會結構、政府市場關系等方方面面進行研究。其中，一些區域科創高地率先突破并形成示范、帶動、輻射和擴散效應，是中國推動實現技術升級、跨域“中等技術陷阱”的重要抓手。

科技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

技術升級和由此產生的產業升級是一個國家從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與核心。一般而言，后發國家想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從技術創新的水平刻度看，①需要“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②需要在現有技術領域通過持續技術升級向“8以上”的高水平應用技術邁進，才能成為科創強國及高收入經濟體。通常技術演化有2條路徑：①外源式路徑，即獲取外來技術，即在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中，主動吸收、消納其技術溢出，提升自身技術水平；②內生式路徑，即通過持續的教育培訓與研發投入等方式培育科技人才隊伍與積累知識資本，同時通過打造良好的創新生態吸引和匯聚科創資源要素，實現技術水平的穩步提升。然而，僅依靠外源式路徑實現技術躍升，可能存在3點風險：①發達國家在技術轉移時常將核心技術、前沿技術保留在母國，導致技術后進國家靠外源性途徑難以實現技術躍升；②當后發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發達國家啟動對趕超國家的打壓，阻礙其技術進步；③技術轉移易受地緣政治及國際形勢影響，具有較強不確定性。如果走技術升級的內生路徑，不僅需要持續的教育及研發投入，而且需要良好的創新生態作為支撐。許多后發國家不具備這2個條件，因此面臨落入“中等技術陷阱”的風險；特別是當發達國家停止技術轉移時，就很大可能會掉入“中等技術陷阱”。

科技創新日益成為中國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引擎。通過科技創新，實現“從0到1”的原始創新突破，將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科技創新，將應用技術提升至世界頂尖水平，將推動整體性的產業轉型升級。然而，從中國技術創新的總體水平看，目前仍然缺乏“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而且應用技術總體處在“4—7”的位置，尚未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與此同時，美國聯合盟友對中國高科技領域“卡脖子”“脫鉤斷鏈”等做法阻斷了中國技術進步的外源式路徑，意圖將中國鎖定在當前中等技術水平。如果中國無法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就不可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一方面堅決反對“卡脖子”和“脫鉤斷鏈”，另一方面正在努力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區域科創高地成為科技創新的主要載體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浪潮下，國際科技競合正呈現出以區域科創高地為主營地的格局。例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等都吸引、集聚了來自其國內外的高端科創要素，形成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集群，對國家整體科技創新水平與能力的提升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研究發現，創新活動呈現明顯的地理集聚趨勢。相關研究也證實了這點：技術知識的溢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空間局限性，溢出效應隨地理空間距離的增加而衰減。需注意的是，這種知識的空間嵌入性并不意味著在科創高地的企業要與非本地的技術和知識割裂；相反，科創高地的技術和知識溢出效應能進一步促進全球人才及企業的集聚，從而推動形成全球性知識網絡和知識流動。同時，創新集聚的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創新水平與生產力的提高。

中國的區域科創高地正在加速形成中，開始成為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先行者”“探路者”及“試驗田”。例如，科技集群代表了科技活動最集中的地域，因此地域科技集群可以看作是區域科創高地的典型代表，中國正在有越來越多的科技集群進入全球前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表1），在132個經濟體中，中國進入全球百強的科技集群數量達21個，5年增加14個。其中，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排名第2位，北京排在第3位，上海-蘇州科技集群排在第6位，上述地區PCT（《專利合作條約》）專利申請量占世界份額達到13%，科學論文產出占世界份額達到7.7%。

區域科創高地的重要功能與作用

要成為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先行者”和“引領者”，中國的區域科創高地需要在以下4個方面發揮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推動取得“從0到1”原始創新的突破，成為國家原始創新策源地。區域科創高地需要在不同領域積淀一定的原始創新能力，從而對破解中國面臨的“卡脖子”科技難題，特別是在推動實現“從0到1”基礎研究領域的突破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實現科技成果高效轉化，成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區域科創高地需要依托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形成具有國內、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并引起技術外溢、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等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連鎖反應，形成技術與產業之間互促共進的動態升級效應，從而對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產生重要作用。

吸引和匯聚高端科創資源，成為國際頂尖科創人才與科創資源流入地。區域科創高地需要在發育較為成熟的市場和一流的營商環境基礎上，率先形成鼓勵原創思想和創新創業的政策環境與人文環境，才能具備打造成為能吸引全球高端科創人才、資本、資源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的潛質。

推動實現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成為國家科創生態樣本間。區域科創高地先行先試，在打造良好科創生態系統過程中形成有效做法和經驗，然后復制推廣到其他地區，從而為國家整體科創環境和科創生態的改善優化做出示范。

打造區域科創高地的要素

在科技強國建設的統領下，我國有不少地方提出了打造區域科創高地的口號和目標，但區域科創高地的形成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從科技演化的角度，一個地區要打造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的區域科創高地，至少需要考慮涵蓋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過去、現在、未來全生命周期的三大要素。

過去：科技與產業發展積累的基礎

技術進步與產業發展具有連續性、遞歸性、演進性的特點，因而一個地區積累的科技知識與能力及工業化水平是其打造科創高地的基礎。這是“過去”對一個地區科技創新的潛在影響。

正如布萊恩·阿瑟在《技術的本質》中所言，新技術都是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有技術又來源于先前的技術。但需要注意，原有的技術、知識及工業化水平只是打造區域科創高地的有利條件。經驗地看，有基礎不代表永遠保持領先，因為科學技術的流動性、突變性和不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科技前沿國家（地區）與科技趕超國家（地區）的位置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全球科技競爭的重點和熱點看，各國紛紛加大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學、半導體、5G通信、先進制造業、生物醫藥等決定未來發展能力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研發力度。美國等在前沿技術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和主導權的領先國家開始實行技術保護主義，對科技趕超國家進行打壓，以保持自身絕對的科技優勢。在這樣的情境下，科技趕超國家（地區）自身積累的科技基礎和自主研發能力就顯得更加重要。

考察產業與科技的關系，最直觀的是原始創新與科技成果產業化之間的關系，但兩者間的關系實際上遠遠不止是科技成果產業化。一個地區前期的產業發展積累既會給科技創新提供需求和支撐，但也存在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效應，即因固守過去的優勢而錯過甚至扼殺可能會帶來創新的新興產業。在全球化逆潮興起的現實背景下，一個地區業已形成的產業基礎和產業結構及其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對一個地區的科技創新水平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深度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協作會帶來科技創新國際合作的需求。產業鏈上、下游和供應鏈不同環節的企業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技術知識與技能溢出，后進國家的企業往往可以通過“干中學”來承接發達國家的技術擴散與產業轉移。中國有許多產業領域都是由于深度參與了國際產業分工才走出了“先模仿后創新”的路子。另一方面，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也意味著被“卡脖子”時落入“中等技術陷阱”的風險上升。如果不積極推進產業升級，努力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上獲取附加值更高且更難被替代的位置，某一領域里已有的規模經濟優勢在遇到顛覆性技術時仍可能會變成規模不經濟。中國已經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據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2022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業規模已經連續13年居世界首位；但是，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仍然突出。中國工程院自2015年起每年持續發布的“制造強國發展指數”顯示，盡管這些年中國制造業發展迅速，但目前仍處于全球制造業第三梯隊，落后于美國、德國、日本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創新能力不足。由此，只有實現技術躍升與產業升級的同步，把技術話語權轉化成規則標準話語權，才能擁有有效應對“卡脖子”“脫鉤斷鏈”的反制手段。

現在：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水平與能力

這里提出的“現在”要素是指科創資源與科創市場，即直接影響科技創新水平的前端投入和組合能力，以及后端轉化和消化能力。“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國際資源）、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國際市場）”不僅僅是對貿易投資領域和生產領域而言的，一個地方能否打造成為科創高地，同樣與能否最大化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密切相關。因為技術進步依賴于2個條件或2種能力：①科創資源要素投入的規模、質量及組合——全球科創資源汲取能力；②可吸收、消化科創成本，以及支撐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全球科創市場拓展能力。這可以看成是一個地方在“現在”可獲得科創資源和拓展科創市場的能力對其科技創新水平的影響。硅谷是這方面的典范：從全球汲取高端的科創資源要素，在硅谷進行配置組合，產出的科技成果在全球市場上轉化為財富和資本，再通過成熟的風投創投體系投入科技創新中。

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核心是開放。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超級全球化”導致了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便利流動，形成了現在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從實際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包攬覆蓋所有技術的整個產業鏈和供應鏈。即便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但這并不意味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就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地位。中國的制造業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在關鍵核心技術及一些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上依賴進口。應當說，在“超級全球化”時代，各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深度融合；一個地方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水平和能力越高，成功打造科創高地的概率也就越大。在今天全球化逆潮削弱一個國家或地區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能力時，應對的辦法絕不是封閉起來。尤其是大國，憑借比小國大得多的市場規模優勢，如果能夠利用好市場優勢通過更高水平開放更深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就會越開放越自主。

從當前的現實情況看，在逆全球化浪潮沖擊下，供應鏈安全可靠已經成為跨國公司的重要考量。這導致一個地區在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時，客觀上又不得不面臨效率與安全的兩難選擇。余永定認為，產業是一個體系，這意味著安全性的提高必然以生產效率的下降為代價；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意味著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速的提高，但產業體系的安全性將會下降。一國必須在產業體系安全性與最大程度參與國際分工之間找到平衡。這意味著在推進更高水平開放的前提下，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之間需要實現動態平衡，而這種動態平衡恰恰需要國家內部不同地區間合理的創新布局和產業分工來實現。

未來：培植未來技術和未來產業的科創生態體系

“未來”要素是指一個地方形成了能使各類科技創新主體蓬勃發展，能激發源源不斷的原創思想、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的科創生態系統。科創生態系統是直接關系到培育面向未來的科創主體和科創能力的，所以可以將科創生態系統看成是影響一個地區科創未來的關鍵要素。創新生態理論認為創新系統的質量、效能的高低，根本在于能否形成一種創新生態，這個創新生態里的“種子”“陽光”“空氣”“肥料”“水分”“土壤”，“通過能量交換和物質流動形成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整體”。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中國創新生態系統》報告提出，創新生態系統的要素包括：可進入的市場、人力資本、融資及企業資金來源、導師顧問支持系統、監管框架和基礎設施、教育和培訓、重點大學的催化作用、文化支持。

從技術演進論看，“技術如同生命體一樣，它的進化與生物進化也沒什么本質差異”。有意思的是，是需求催生技術，還是技術創造需求，這在自然界生態系統里就同“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一樣。技術思想家認為技術本身也在創造著技術，“每個技術的存在總是需要另外的支撐技術來制造它，……而這些支撐技術反過來又需要它們自己的次級支撐技術”，“已有技術的組合提供了新技術的可能性：一種潛在的供應。而人類和技術的需要又創造出了無數的機會利基市場：一種需求”。

為此，要形成良好的科創生態系統，即讓需求催生技術，讓技術引致需求，讓技術創造技術，進而形成循環共進、生生不息的系統，其關鍵在于有包容各類科創主體（包括大、中、小企業）的制度與政策環境，以及開放包容的人文社會環境；而打造這樣的生態系統需要市場與政府各自發揮作用、實現有效結合。

區域科創高地如何引領國家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客觀分析區域科技高地的創新水平和能力，并從全局角度對區域科創高地的布局與分工進行研究，在這兩者基礎上提出區域科創高地如何引領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對策建議。

明確國內區域科創高地的目標與定位

從中央戰略部署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打造科技強國的總體戰略指引下，中央明確提出要加強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增長極，形成主體功能明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創新布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大灣區、安徽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區域科技創新中心”。這從全局角度對區域科創高地的建設和布局提供了基本指引。

從各地推進的情況看，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國內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北京、上海及一些具備了良好科技創新基礎條件的地區和工業基地率先提出打造區域科創高地的目標。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科創要素最為豐富、工業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先后獲批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打造具有國際國內影響的區域科創高地方面已經成為全國的翹楚。近年來，隨著國家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等具有較強產業基礎的地方也在加快打造區域科創高地。例如，成渝、武漢等地是努力追趕的典范，也相繼獲批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西北、東北等中心城市（群）也在爭創建設區域科技創新中心。

從規劃文件看，在國家科技強國建設戰略的統領下，各地重點打造的區域科創高地在目標定位方面有所差異（表2）。下面以重點地區為例。

京津冀。《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把“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作為京津冀地區的重要功能定位，提出“推動形成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的重大任務；作為京津冀地區協同創新共同體的核心，北京市提出了“瞄準國際一流，加快打造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率先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

長三角。科學技術部與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長三角三省一市）共同編制了《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發展規劃》，提出“2025年，形成現代化、國際化的科技創新共同體”，以及“2035年，全面建成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共同體”。作為長三角科創的核心增長極，上海市提出要“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并且是“對標全球最高標準、最好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是繼北京、上海之后國家提出建設的第3個國際科創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大任務，明確要“構建開放型融合發展的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等。廣東省明確了到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成為國家重要創新動力源”的目標；作為大灣區重要核心城市的香港提出了要“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另外2座大灣區核心城市也極為重視，深圳提出到2025年要“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引擎”，廣州提出“到2025年，廣州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強市取得重大進展”，“成為世界重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先行之地、國際科技賦能老城市新活力的典范之都、全球極具吸引力的高水平開放創新之城”。

成渝地區。作為正在崛起的中部樞紐，成渝地區也借勢借力“一帶一路”打造區域科創高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成渝“共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重大任務。

客觀研析區域科技高地的現狀與特點

通過對區域科創高地的現狀進行研究和評估，客觀把握這些地區的科創水平、能力及其面臨的挑戰和問題。國內外關于科技創新指標體系的研究文獻浩如煙海，筆者在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內外科技創新研究和評價機構常用的科創衡量指標及相關地區“十四五”科創發展規劃目標指標體系比對研究的基礎上，選取了較為通用的衡量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轉化和科技金融的指標，作為評價區域科創高地科創水平和能力最基本的指標（表3）。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這些基本指標大致能反映出一個地區的科創水平和能力，但仍難以描繪一個地區科技創新的全貌。為此，在做各個區域的具體分析時，需要運用更多不同的指標來反映具體的情況。

從不同區域科創的特點出發來研究區域技術躍升與產業升級的路徑選擇。例如，從國內科創水平較高地區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結構（表4）管窺這些地區的科研結構特點，可以觀察到：京津冀地區，基礎研究經費支出與應用研究經費支出占比均是全國最高，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北京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經費支出的占比更是居全國之首，這與北京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為代表的高校和研發機構為重要主體的科研結構相關。長三角地區，基礎研究支出占比、應用研究支出占比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我國企業貢獻了近八成的R&D經費且其中九成以上是試驗發展支出（表5），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科研體系以企業為重要主體的特點。但是，上海基礎研究支出占比還是高于全國的，這與上海高校和“大院大所”相對密集相關。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澳門沒有相關統計數據，但與其他地區相比較，廣東省R&D支出結構與全國的支出結構最為接近。但是，深圳和廣州這2個大灣區核心城市的R&D支出結構又有所不同：廣州的高校和研發機構相對較為密集，因此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支出占比較高；而深圳科創企業較為密集，因此試驗發展支出占比較高。當然，這只是從一個方面反映的區域科創高地的特點。未來還需要在分析清楚各個區域科創高地的特點和優劣勢后，才能研究提出下一步這些地區如何從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出發，選擇切實可行的技術躍升和產業升級路徑。

從全局角度對區域科創高地布局與分工進行研究

在中央推行科技強國戰略下，地方上打造科創高地的熱情很高。許多地方在其“十四五”發展規劃中都強調要打造區域創新體系，促進新興產業集群發展，打造區域創新中心。不少地區正在積極建設科技園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等。但是從初步調研的情況看，一些地區科研基礎設施重復建設、科創資源要素惡性爭奪、科創一體化滯后于產業一體化需求等矛盾和問題仍然較為突出。王光輝指出，區域間瘋狂搶人、區域科技合作“紙上談兵”、區域產學研用機制不暢等問題十分突出。為此，在研究區域科創高地時，不僅需要研究某一地區本身的科技創新水平和能力，而且應當從全國統一的科技大市場角度觀察研究各個區域科創高地的布局、分工及其對提升國家整體科創水平的作用。

區域科創高地應率先推動形成全國統一科技大市場，彼此間形成合理的勞動分工。經典經濟學理論的重要假設是資源要素的稀缺性，而現實中科創資源要素更為稀缺。為此，從提升科創資源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不同區域間和城市間充分但良性的競爭是必要的，基于良性競爭形成的勞動分工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科創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經驗地看，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區域勞動分工都是必要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對集中在某些區域是合理的，因為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一樣——均衡是非常態，非均衡是常態。就基礎科研來說，科研機構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各地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都去設立具有同樣功能、承擔同樣任務的科研機構。這表明基礎科研會集中在某些區域。同樣，在應用技術的轉化和使用方面各區域也是不均衡的，因為這涉及各種要素，包括足夠量的工程師、產業集群、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等。破解區域技術發展不均衡難題、促進區域科創高地技術向其他地區的溢出和擴散，客觀上要求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各級政府在基礎科研和技術應用領域不應當有“自給自足”的思想，對科技資源要素的流動設置各種障礙，而是應該通過市場化改革促進全國統一的科技大市場的形成。

強化中央統籌與區域科創高地建設有機結合，務實用好新型舉國體制。為了避免各地“關起門來”惡性競爭，強化中央統籌是必須的。中央已明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強國行動綱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提高創新鏈整體效能”。從實際看，中國需要利用好科創新型舉國體制，以此打破阻礙科創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行政壁壘和市場的區域分割。特別是在美國以“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等手段打壓中國高科技的情勢下，務實用好科創新型舉國體制與促進區域協同創新兩者之間的結合顯得更為重要且迫切。

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等地區率先跨越“中等技術陷阱”

從全局看，中國要成功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對外有效應對美國等對華高科技“卡脖子”“脫鉤斷鏈”的挑戰，對內加快實現由要素規模驅動到科技創新引領的發展動能轉化。一方面，這需要中央加強統籌，加快推進全國科技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打破阻礙科創要素自由流動的區域分割和行政壁壘；另一方面，需要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率先打造區域創新增長極和科創中心，營造以企業、科研機構等為主體的良好科創生態，推動形成以區域科創高地引領的、優勢互補、科學合理的區域勞動分工，形成科創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格局。由此，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地區等科技創新資源相對豐富、產業基礎較好的區域，不僅需要在已有基礎上加強自身破解“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能力，還要率先打破科創資源要素流動的區域分割和行政障礙，以區域科創協同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為推動形成全國統一的科創大市場做出引領示范。未來這些區域科創高地如何發揮各自優勢，引領和推動中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仍是需要智庫和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作者：何冬妮、易達，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編審：楊柳春；《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