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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課題組首席科學家楊開忠：
告別“唯GDP”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王紅茹I北京報道
他的頭銜越來越多，人卻變得越來越低調。
北京大學教授，還兼任北京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亞洲城市和區域研究會會長，北京專家聯誼會副理事長等多個學術團體職務。同時，還是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以及北京市、福建省等多個政府的顧問。他說，他自己最為看重的是北京大學教授的身份。
因身兼多職，時間對他而言，變得越來越缺乏。
除了繁忙的教學工作，作為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以及知名城市和區域研究專家，他還承擔了大量重要的科研任務。
楊開忠，我國知名的城市和區域研究專家。連續兩年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課題組首席科學家。上文調研報告，是該項目研究成果之一。就此報告出臺的臺前幕后，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中國經濟周刊》：自從2009年發布第一份關于生態文明的評估報告以來，你已經連續三年發布生態文明的評估報告，這份報告的排序跟前幾次相比，最大的不同點是什么？
楊開忠：今年的生態文明報告在總體研究思路上延續了我們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一貫思考，但是方法上更加科學和完善。
最大的不同點和創新在于在生態足跡賬戶的計算中完善了能源賬戶和加入了污染賬戶。
首先，能源賬戶中加入了天然氣和電力，天然氣屬于清潔能源，這在未來能源消耗結構中的地位會更加突出，不可忽視。
其次，嘗試加入了污染賬戶。前兩次的核算注重經濟發展中的資源消耗，暫時沒有處理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影響，留有遺憾。而這次加入了污染賬戶（包括固體廢棄物和廢水），計算方法更加科學了。
這次研究的出發點也略有不同，正是因為有了幾年連續數據的比較，我們不僅關注某個省份在生態文明水平排序上的最新位次，還關心該地在近幾年的發展中生態文明水平有哪些變化，以及這樣的變化和發展政策有什么關系。實際上，我們感覺這個排序可以發展成為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分析的工具。
《中國經濟周刊》：在這個排序中，北京市仍然是排第一位，其蟬聯第一的原因是什么？
楊開忠：生態文明發展是用最少的資源和最小的環境代價帶來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北京單位GDP對于生態的影響在全國來看是最小的，所以在這個排序中北京能夠排在前面。這當然與北京相對更為高級的產業結構、更為先進的技術水平、更高的人口素質和環境管理標準水平、更高的能源資源環境效率（如萬元GDP能耗在全國是最低的）等直接相關。
《中國經濟周刊》：在前5名排序中，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的排位跟2008年相比沒有改變。去年排名第六位的江蘇今年超過福建在了第五位，江蘇排位提前的原因是什么？
楊開忠：江蘇和福建同屬東部沿海省份，在我們測算結果中兩個省份的生態文明指數相對比較接近，出現互相拉鋸的結果也并不出人意料。
具體到這次排名中，課題組有詳細的數據來解釋。福建省2007年到2009年人均GDP增加了7932元，人均生態足跡增加了0.76，而江蘇省三年來人均GDP增加了10816元，人均生態足跡只增加了0.32。如此看來，江蘇在排名上超過福建也順理成章。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江蘇省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相對更高的階段，資源能源環境消耗相對較小的產業份額上升較快、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下降也較快（下降了10.2%）。
《中國經濟周刊》：天津由2008年的第七位提前到了第六位，原因是什么？
楊開忠：天津人均GDP增加了16452元，但是其人均生態足跡卻減少了0.17，正符合理論上我們對于理想經濟發展模式的設想：用更少的資源和環境代價來獲取更多的經濟發展。天津市是我國省區市中少有的人均GDP增長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生態足跡卻出現負增長的省份。我相信，這種結果的出現與天津濱海新區的建設密切相關。濱海新區作為我國重要的城市型增長極，其發展建立在資源更加節約、環境更加友好的現代技術、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基礎上，從而帶動了全市的生態文明水平的較快提高。
自然生態好≠生態文明水平高
《中國經濟周刊》：你發布的生態文明排序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部分成果，這樣的排序目的是什么？上次排序在各省區市引起了比較大的轟動，你估計各省區市看到這次排序后會有什么樣的反應？
楊開忠：具體來講，我們有兩個目的，一是認識的目的。通過這項工作，我們希望能夠了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宏觀的時空分布和變化及其基本原因；二是造福社會的目的。通過這項工作，我們希望能夠激發各地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性、創造性，同時為國家制定多區域的生態文明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我期待，各省市自治區看到這次排序后能夠對本地及全國各地生態文明建設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性、創造性更高更大。
《中國經濟周刊》：這個排序跟上次相比總體變動不大，也沒有按照東、中、西得出生態文明程度的高低。如何理解這種結果？
楊開忠：生態文明水平受產業、技術、管理、制度等多種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地區差異雖然不斷變化，但總體上來講這種變化是漸進的，進而短期內變化較小，不會很大。因此，這個排序跟上次相比總體變動不大。東、中、西的三大地帶主要是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海陸地理位置區分的。生態文明水平不僅決定于人均GDP，而且還受經濟發展產生的生態沖擊大小（生態足跡大小）的重要影響，因而東、中、西的劃分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我國生態文明水平的地圖。例如，有的東部省份人均GDP雖高，但其經濟發展帶來的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也高，所以生態文明水平并不高；而中西部一些省份用相對較少的資源環境成本帶來了較高的人均GDP增長，其排序就可能相對在前面。所以，此次我們并沒有運用東、中、西的劃分描述生態文明高低的分布。
《中國經濟周刊》：大家通常都認為，西部的生態要比北京、上海好，為什么西部的生態文明程度還低一點呢？
楊開忠：這還是基于我們對于生態文明概念的理解。我說過，生態環境和生態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生態指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與存在狀態，而文明是人類改造世界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一個國家或地區自然生態好并不意味著其生態文明水平高，把生態文明等同于生態的認識與實踐，值得商榷。
《中國經濟周刊》：你對這些生態文明的落后地區有哪些建議？
楊開忠：總的來講，提高生態文明水平，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通過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制度完善、管理現代化等途徑，千方百計降低能耗等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大力提升環境生產率和生態效率，把發展轉移到資源更加節約、環境更加友好的軌道上來。
但是，不同地區生態文明程度提高的具體制約因素存在結構性差異，要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中國生態文明全球排名較低
《中國經濟周刊》：從全球來看，中國的生態文明水平如何？有沒有計劃做一個全球生態文明的排名？
楊開忠：有許多國際組織都致力于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國際比較，生態足跡的方法最初也是國外學者提出并加以運用的。比如RP組織（Redefining Progress）每年都會發布《真實進步指標》（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對比世界各國生態足跡的大小。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也會定期發布《生命行星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其中就涉及到生態足跡的結果。
我國生態文明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和地區來講，是比較低的，這是因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總體來講經濟結構、技術水平、體制機制還比較落后。
生態文明的國際比較是有一定意義的。但這個問題涉及很多復雜國際政治經濟因素，需要慎重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