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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城市該如何應對“保姆荒”、“民工荒”
民工荒向中部蔓延“勞力富省”警鐘長鳴？
中國農民工經歷3次代際轉換：從留不住到回不去
農民工的新要求
各地勞動部門的普遍感覺是，隨著外來民工維權意識加強，他們對用工單位也開始“挑肥揀瘦”。他們不僅關心工資水平，而且對各種保險、子女就學甚至休假時間都提出了要求；與此相呼應的是，各地的開發區招商過程中不是比誰的稅收更優惠，而是比誰能保證招工。曹建國說，這在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長三角地區勞動部門調查分析，目前農民工偏好的工作是：
規模較大、名氣較響、用工規范的企業。蘇州工業園區內都是上規模的大型企業，社保覆蓋面比較廣，這些企業很少為招工難犯愁；寧波一些工業區專門為外來民工蓋了公寓，生活設施比較到位，他們也很少遇到招工難的問題。
正常工時，沒有或者少污染的行業。紡織企業一直以來是計件工資，八小時以外加班時間的勞動報酬得不到合理體現，現在女性外來務工人員一聽說要加班一般都不作考慮。另外隨著勞動者自我保護意識提高，他們對高污染影響健康的行業也不愿意去。
有職業發展前景的崗位。服務業中餐廳服務員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因為服務員勞動強度大、待遇低、社會地位低、職業前景不佳，難以吸引80后這一代的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動機除了賺錢，更重要的是尋找發展空間，企業的發展預期對于他們也是很重要的流動選擇參數。
農民工，期待城市化生存
與十年前相比，如今進城打工的新一代農民工有了溫飽以外的更多追求。他們有文化，眼界廣，需求多，不會為基本生活條件的滿足而止步。他們期待融入城市，期待更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期待精神生活的豐富。當他們的愿望與現行的用工條件形成較大落差時，一系列新的沖突浮出水面。
現實存在的問題與農民工的期待還有多遠
農民工待遇依然偏低
共青團廣東省委的調查說，目前，只有20%農民工拿到廣東省全省職工工資的平均水平。農民工初次就業月工資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33%，月工資在1000元以下的占70%.
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難以落實也是對農民工權益的一大侵害！”據福建省泉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介紹，目前，企業支付的保費不到應支付總額的1%.
維權門檻難以跨越
今年21歲的貴州女孩楊艷，已有3年打工經歷，她現在是晉江一家鞋廠的工人。她說，少數私營企業不僅不與工人簽合同，還扣留身份證，扣押保證金，限制自由。
“像楊艷遇到的情況現在已不多見。”泉州市總工會保障法律部吳章偉部長說，“但在待遇低下之外，維權難問題依然是農民工和工會組織最為痛心的事”
二代農民工更追求平等尊嚴
追求人格平等，享有做人尊嚴，是第二代農民工更鮮明的特色。
農民工的人格和尊嚴經常受到傷害。在福建晉江市，很大一部分企業對員工管得很嚴，擔心員工從廠里偷走原料。一位民工告訴記者，企業老板不信任員工，是不尊重農民工。記者隨機調查發現，30%的農民工認為本地人排外，看不起農民工。
住房、教育壁壘尚難打破
仍有一些地方繼續向農民工收取子女借讀費；住房問題也是目前制約農民工留城的主要障礙。
專家認為，城市化不僅指農村人口從形式上轉化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內涵是指生存條件、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的城市化，即農民工與城市里人享受同城待遇。
若干農民工案件的警示
從城市延伸到鄉村的貧富差距的“刺激”，讓有著強烈“社會公平意識”的新一代農民工內心躁動，農村進城人員犯罪呈現出年輕化、地域化、仇富化等新特征。福建省高等公安專科學校倪小宇教授表示，解決進城農民犯罪高發首先要研究預防，反思我們為進城農民做了什么。
缺乏尊重和認同，加劇了農民工的“抱團”現象。陳莉麗說，由于外部環境存在缺陷，第二代農民工普遍有受欺負的感覺，他們很希望依靠自己的親友、同鄉尋求幫助，因此農民工中的“抱團”現象嚴重。廣東就曾有一個家族的37口人同在一家企業打工的現象。民工聽說自己群體中有人受欺負時，就會一哄而上，不循合法途徑，造成群體性事件。調查顯示，在遇到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通常會選擇找老鄉幫忙解決。
各級政府準備好了嗎？迎接“人的城市化”
接受《？t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都認為，外在環境的壓力和內在需求表明，逐步給農民工以城市生活、城市待遇，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社會趨勢。一個可能持續幾十年的，以人口城市化為主要特點的新城市化時代，序幕悄然拉開。地方各級政府，是否準備好、并積極促成這個城市化過程？
革除流動人口管理弊病
據調查，現行的以農民工為主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大都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已不適應市場經濟下的人口流動現狀。主要表現在：
重理念輕措施。雖然政府已經提出公平、共享的理念，但是具體措施和制度仍然將農民工排除在城市之外；
重機構輕功能。管理農民工的機構多，但職能不清；
重管制輕服務。有關機構對農民工這一群體有“標簽化”傾向，這導致工作中還是以強制的“管”為主；
重短期輕長效。由于不能系統而全面地看待和把握農民工問題，所以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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