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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難點一】
流動人員虛報狀況
體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變遷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流動人口的大量涌現。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流動人口剛剛出現，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流動人口數量開始急劇增長。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流動人口被列入普查項目，那次普查項目增加了兩項都與流動人口有關。2000年人口普查，流動人口依然是關注的主要項目，共有8項。
根據人大教授段成榮的測算，1982年全國的流動人口是657萬。而2000年的全國流動人口已經達到1.4億。
流動人口的增加給普查增加了不少難度，有些企業不愿意如實提供真實數字，有些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說，因為地方很多指標的考評都是按“人均”來計算，當地方對一些數字拿不準時只會少說，不會多說，以減少平均數的分母。
而且，之前對流動人員的調查方法本身也有問題。
以2000年為例，人大教授翟振武說，當時只調查流動半年以上的人員，一般人都排斥陌生人的詢問，有的流動人員即使到流入地呆了半年以上，也會隨口答“一周、半個月”，這樣流入地就不會登記此人。而他的戶籍所在地普查人員一說此人已經離家半年，就不再登記，因為按規定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員要在流入地登記，于是，這個人就被漏登了。
本次人口普查，流動人口依然是個難題，國家人口計生委在《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中指出，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1億人。
人大教授段成榮說，這次在調查方法上改成“見人就登”，同時在流出地也調查流出人員的數量，這樣可以從技術上區分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的數量。
【難點二】
難聘優質普查員
“1982年普查的質量最高，2000年的質量最低。”人大教授翟振武說，誤差主要有兩部分，一是漏登，一是重復登記。
1982年人口普查的誤差率是千分之一點二，2000年普查的誤差率是百分之一點八一。
“流動人口是影響誤差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翟振武說，1982年組織非常到位，當時一動員起來，各單位都踴躍參與，機關、街道、企業都積極抽調人員當普查員，而且都愿意將素質好、責任心強的人員抽調出來。
“1990年，情況也還行。”翟振武說，但到了2000年，抽調普查員就沒那么容易了，市場經濟了，企業不愿出人，各機關、單位也沒那么積極，即使派人也不會派高素質、責任心強的人了，有些單位直接將平時表現不好的人抽出來當普查員。
2000年開始社會招聘普查員，但很多人干不了幾天就離崗了，因為人口普查繁瑣而辛苦。
這次人口普查，普查員的問題依然嚴峻，本報記者了解到，在北京，因為工作壓力大，平均每個人要調查80戶，各區縣都出現了普查員辭職的情況。
北京市統計局宣傳中心主任張雪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經初步測算，北京此次普查需要約2萬名普查指導員和約8萬名普查員，盡管招聘時多準備了5%的儲備力量，現在都頂上去了，但還是不夠。
北京市望京西園四區人口普查指導員蒲錦榮與她的三個同事今年9月摸底工作結束前全部辭職了。蒲錦榮說，招聘的普查員，很多是退休人員，文化水平低，普查流程常出錯，作為普查指導員，她經常要對填錯的信息核實改正，這方面壓力也很大，最終她選擇了辭職。
【難點三】
維護隱私拒人入戶
相比于前五次人口普查，今年開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又面臨新的難題，那就是居民的隱私意識增加，入戶調查難了。
盡管2000年就已存在這一問題，但這次的難處還是大大超過了預料。
“人們會乖乖呆在家里等著普查員來的時代已經結束。”李志明是貴州都勻市的一名普查指導員。
他和同伴們最近一段時間每天加班，晚上工作到11點是常態。白天家里沒人，李志明只能在晚上6點到9點左右入戶調查。
和20多年前的普查相比，李志明發現如今“門難進了”。
李志明仍然記得1982年入戶普查的情景：“住戶大多都比較配合，對普查員也比較客氣，覺得這是盡一種義務。”他感慨的是，現在愿意積極配合的住戶越來越少了。“有人寧愿打游戲，或者休息，也不愿配合調查。”
因為被普查者對于隱私的日益重視，普查員常會遭遇被拒的尷尬。“只有多敲門，給住戶看工作證，沒有其他辦法。”李志明說。
而北京回龍觀的社區服務者康月同樣為此苦惱，摸底調查階段時，作為普查員的康月需要向住戶詢問身份證號碼以及聯系電話，對方總會警惕追問：“你要這個干什么？”康月只能反復解釋，與對方簽承諾書，保證這些信息絕不會被泄露，否則自己需要負法律責任。
在培訓的過程中，康月也被授意要在詢問死亡人口時注意說話的方式和態度，但實際的情況是常常遭遇住戶的沉默。
貴州的李志明稱，他和同事們把其原因歸咎于公民社會責任感的日益淡漠。
人大教授翟振武認為，公民社會意識的培養，需要政府的引導。
【提問】
入戶調查能否改為郵寄調查？
專家表示我國流動人口多郵政系統不完善，郵寄調查不適合中國國情
由于入戶摸底遭遇困難，有人建議采取郵寄調查表的方式來避免這個難題。
郵寄調查在美國一直采用，美國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約60%是通過郵寄調查表完成的，1980年這一比率增加到90%，2000年是83%。對于那些不能及時將調查表填好寄回的家庭，普查員會登門調查。
翟振武作為此次人口普查的咨詢專家，他說此次普查展開前進行方案論證時，國家統計局也有人提過郵寄調查的辦法，但最終沒采納。“中國的現實是，有2億多流動人口，如果用郵寄的方式，漏登的可能更多。”
人大教授段成榮也認為，中國難以實行郵寄調查，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備的郵政系統，新建小區、郊區的郵政并不暢通，難以保證郵寄資料能覆蓋到每個家庭。
段成榮說，采取郵寄調查還有一個前提，要保證每個家庭至少有一個人具備正常的讀寫、理解能力，一旦理解出錯，還要依靠普查員上門。另外我國還有1000萬文盲人口，有的家庭成員全部都是文盲，這些家庭實行郵寄調查也不現實。
段成榮認為，理論上可以從開始設計階段就對人口進行劃分，一部分家庭采取郵寄資料調查，一部分家庭入戶調查，但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大、文化素質不齊的現狀，造成無法劃分。
有些發達國家公民擁有唯一可識別的身份號碼，可以電子普查，但我國的信息系統遠未達到那個水平，而且，很多人都沒有身份證，身份證號碼錯亂的現象也很嚴重，所以采用身份證調查的方法也不可行。
翟振武說，這次也有人提出入戶調查時登記身份證信息，以方便與公安機關的戶籍資料對比進行信息核對，但最終也沒有采納。“首先有些人不愿意說，另外，每個人18位數的身份證號碼驗證起來，工作量也會很大。”
在翟振武看來，郵寄填報、信息化普查的路還有很遠，目前最適合中國的人口普查方式還是入戶調查。
本報記者 錢昊平 朱柳笛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