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依靠豐富的資源飛速發展了三十年后，正在面臨各種資源的強烈約束。
中國經濟將會長期處于勞動力過剩階段還是現在已經面臨“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已經成為一個爭議不斷的議題。“劉易斯拐點”是一個經濟發展概念，但是，對這個轉折點本身進行判斷，卻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經歷“劉易斯拐點”的時候，經濟發展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尤其是對于長期依賴豐富人力資源的中國，可能的轉折點到來必然提出一系列與勞動力市場政策有關的深層含義。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人力資源約束？“劉易斯拐點”一旦來臨對中國影響如何？為此，我們采訪了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日方、《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張曙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所所長丁一凡。
一個勞動力新時代的到來？
《中國經營報》：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日前發布題為《中國就業增長與結構變化》的報告，認為目前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已經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供給平衡乃至短缺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經濟學上將這個拐點稱為“劉易斯拐點”。請問，你是否同意這種判斷？
周天勇：我不同意社科院人口所的估計。相反，我認為中國不僅不會在2009年出現“劉易斯拐點”，而且在未來15年內仍將面臨非常嚴峻的就業形勢。
先從供給上看。首先，在中國，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和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一個農民平均種植60畝地，沒有太大的問題，如果以這個標準計算，中國農村的農業人口有3000萬就足夠了。而且，農業的技術進步將加快。可是目前我們農村勞動力，除了進城的，還有2億。每年轉移800萬，也還需要轉移20多年；第二，城市工資與務農收入的比較收入差異，也會拉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第三，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目前城鎮的失業率只有6%，不知他們是怎么算的。1990年時，中國城鎮的人口就業率是56.44%，而到了2006年，下降為48%多，按照1990年的就業水平，城鎮5億多人口中，沒有就業的勞動力高達5000萬人。中國城鎮目前的實際失業率接近16%，也就是5500萬人。這些有勞動能力而沒有工作的人，每年消化500萬，也需要10年；第四，中國新增勞動力的規模依然可觀，目前的高校教育體制將產生大量結構性過剩，大量的企業改制、復員軍人轉業每年仍然有300萬～500萬勞動力的供給。
再從需求上看。首先，勞動力成本逐步提高，而資本價格相對便宜。這樣，企業將更傾向于用設備而不是用人力。例如，過去一個火電站可能幾千人，現在可能30人就夠了；其次，隨著工業部門技術進步，如自動化生產線的使用，用人數量也會下降；第三，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是大企業發展戰略，強調發展資本密集企業，這樣的發展模式和企業吸收勞動力就業的能力很差；第四，地方政府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其后續的吸納勞動力能力也不足；第五，目前政府鼓勵創業、就業的實際的利好政策較少，而且不到位。發達國家每千人平均50個企業，發展中國家每千人平均20～30個企業。而中國按照統計局普查的數據，全國只有325萬家注冊登記的企業，每千人不過2.6個。中國每千人企業，從2.6個發展到30個，再發展到50個，需要多少年呢？“劉易斯拐點”暗含的一個假設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大中小結構、資本密集企業和勞動密集結構是協調成長和合理變動的。中國存在這種假設的條件嗎？
張曙光：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的問題，更多是與人口質量相關。而且促進經濟發展是多種因素決定的，如科技、資源、制度等等。人口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遠遠沒有完成，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還遠遠沒有消化完，這時候出現了“民工荒”是不正常的，把這稱為所謂“劉易斯拐點”，認為中國經濟出現了實質性的變化有些牽強。
《中國經營報》：蔡所長，能否請你介紹一下這項調查的主要論據？
蔡日方：我們可以拿農村剩余勞動力來看。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家庭承包制節約農業勞動時間的效果顯示出來，廣為流行的說法是農村有大約1/3的勞動力是剩余的，絕對數大約為1億到1.5億。可是根據我們的研究，真正剩余的農村勞動力中50%年齡在40歲及以上，也就是說，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剩余比例僅為10.7%。因此，農村廉價勞動力的供給情況正在從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應。
在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完成了發達國家經歷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過程，目前已經進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階段。在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為中國持續提供了30余年人口紅利之后，預計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前后進入零增長。
中國經濟如何實現驚險的一躍
《中國經營報》：預言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是否預示著中國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自然資源難以承受，人力資源也難以為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依靠充足勞動力發展的模式，將不得不結束？
張曙光：我們這二十多年來用低廉的勞動力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現在中國遇到的問題是這些創造出來的財富怎么使用，用在什么地方？就是怎么使用“人口紅利”的問題。如果沒有用對地方，浪費掉了，如一味地蓋房子，現在很多地方是拆了蓋，蓋了拆，或是少數人占有，沒有建立起必要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樣問題就會很嚴重。若干年后，我們將面臨人口多，素質差，年齡老，缺保障的局面，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
丁一凡：中國處于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中，有源源不斷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轉移到城市。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都只占5%以下，我們還占60%～70%。要想讓中國的農村富裕起來，一大問題是讓多余的勞動力轉移出來，用更少的勞動力經營更大范圍的土地，提高生產率，農民就富裕起來了。從這一角度講，中國的勞動力轉移還會有一段時間，不會那么快就過去。
蔡日方：由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很長時間內，都將處于很高的水平，占總人口的比重也較高，并且在2005年～2015年期間，仍然將保持正的增長率，因此，勞動力供給趨勢的變化仍然只是增量意義上的。勞動力成本與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將是低廉的，因此，中國經濟很快喪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判斷和擔心仍然過早。即使在將來勞動力出現絕對短缺，資源稟賦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的情況下，只要能夠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仍然可以獲得動態比較優勢的收益，
《中國經營報》：“劉易斯拐點”是從不發達到發達經濟的轉折關口。在這個轉折之前，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驅動，而轉折之后，經濟增長依靠生產率提高來驅動。因此，能否實現從依靠投入的增長方式向依靠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方式的轉變，是能否把“劉易斯拐點”變為積極因素的關鍵。你認為，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實現這一關鍵的一跳？
蔡日方：可以說，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正確地判斷發展階段變化，并以此作為政策依據進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調整，是當前應該做出的合理反應。
首先，勞動力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將引致資本報酬遞減，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是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而不是簡單地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構。
其次，勞動力出現短缺現象，并不意味著現有的勞動力資源已經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潛力。從城市來看，改善就業、再就業和創業的政策環境，加強對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保障和保護，可以在現有格局下增加勞動力供給。最低工資制度等政策手段的運用，應立足于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不應成為人為助長市場工資水平的扭曲力量。
從農村來看，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增強承包土地的流動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強對外出勞動力的培訓等一系列措施，也可以擴大勞動力供給、抑制工資過快上漲，延緩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喪失的速度，為增長方式的轉變贏得時間。
張曙光：據專家測算，中國的自然資源與人口最佳比例應該是7億人左右，而今后幾年中國人口增長的峰值將會達到15億人，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總人口對自然環境、經濟發展的壓力還是相當大的。現在討論人口問題，是因為我們自認為曾經在人口問題上犯過戰略性的錯誤，所謂“錯批一個人(馬寅初)，多生了三個億”。后來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但實際上，這種認識也還是浮淺的，片面的，人口問題最終還是社會經濟發展是否協調的問題。現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出現了人口增長停滯，甚至是負增長，這也不是人為干預的結果。中國的人口問題，質量問題比數量問題更嚴重。要盡快改變人口政策中重數量，輕質量的觀念，把提高國民素質放在首位，國家競爭，說到底就是人的素質競爭。國家和企業的用人政策要放棄學歷第一的觀念，要能力第一。這樣才能使雷打不動的應試教育逐漸改變。加強社會保障建設，促進社會公平，加大科技投入，促進產業升級，促進勞資和諧，提高企業競爭力等等，都是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的辦法。中國人口總量大，人口紅利的消失也還有一個時間過程。即使人口年齡結構變了，但年輕人總量還很大，還有一定競爭優勢。現在充分重視這個問題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丁一凡：很難說中國前些年的快速發展就僅是靠資本與勞動力增加造成的，工業化本身就會引起勞動生產率的大幅變化，中國前些年的發展也證明了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實際上高于發達國家。要保持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需要提高勞動力的培訓水平，要把企業員工培訓當成一種制度，發達國家是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立法強迫企業把這種制度“消化”掉的。如果在很長時間里企業不給員工提供培訓的機會，員工可以把企業領導告上法庭。（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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