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是鄉村的全面振興，不僅包括產業、基礎設施等物質層面的振興，也包括文化、精神及心理層面的振興。同時，鄉村振興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離不開心理學界的參與和支持。《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也明確提出，“健全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機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農村社會心態”。可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關注鄉村社會心理因素，進行系統的社會心理建設。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部署后，國家十部門于2018年聯合出臺了試點工作方案。目前，全國50多個地區已完成了為期3年的試點工作，一些地區探索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模式，下一步將在全國開展此項建設工作。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作為近年來國家政策的新提法和極具中國特色的本土化實踐，內容不僅僅包括個體層面的心理健康服務，更需要從宏觀社會心理層面服務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重心在基層，要實現村（社區）全覆蓋，鄉村是其建設的重要場域，服務于鄉村治理與發展是鄉村層面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

國家已提出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可以為鄉村振興中的社會心理建設提供常態化渠道與長效性保障，但將兩者進行結合的研究并不多見。基于此，本研究依據國內外相關研究及案例，結合在多省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專項調研，闡明了鄉村振興對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內生性需求，分析了當前農村人口社會心理狀況及其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從社會心理角度推動鄉村振興戰略更好地實施。

鄉村振興對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內生性需求

構建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推鄉村振興戰略，首先要厘清鄉村振興何以需要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從鄉村振興戰略的終極目標、主要內容、推進手段、價值導向等方面來看，其對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有著內生性需求，呼喚著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出場。

從鄉村振興的終極目標和主要內容來看

國家提出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最終目標是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城鄉發展的差距不僅體現在居民收入、基礎設施等物質方面，也體現在長期不平衡發展導致的城鄉居民綜合素質方面，其中包括心理素質。我國農村人口的認知能力、心理健康水平、現代觀念、行為模式等心理素質顯著差于城市人口，且這些心理素質的差異更為隱性、深刻與難以應對。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富裕，兩者均要求農村人口具備較好的心理素質。農村人口較差的心理素質，限制了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鄉村振興的推進，影響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下沉基層、面向全體農村人口的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是國家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在鄉村地區的子系統，可以為解決此問題提供有效的依托平臺與系統的應對舉措。

鄉村不僅要塑形，更要鑄魂。“文化振興”與“鄉風文明”分別是鄉村振興的五大方面與五大要求之一，為鄉村振興提供精神基礎與思想保障。鄉村振興需要在農村社會層面弘揚優秀鄉土文化，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在農民群體層面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培育新的精神風貌，調整社會關系，增強群體認同與凝聚力。而文化是內在于人的心理的，上述內容和要求難以靠行政措施和制度安排來快速實現，需要對農村人口的動機情感、價值觀念、行為習慣等進行引導和調整，使其形成良好的社會心態。社會心態培育恰恰是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重要功能和主線，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可以針對鄉村文化振興的這些內容和要求，發揮心理學的專業作用。

從鄉村振興的推進手段和價值導向來看

加強和改進鄉村社會治理，實現“治理有效”，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從一般層面來看，鄉村社會治理是國家、鄉鎮政府、村干部、農民等多元主體，通過民主協商、共同決策等方式，來化解鄉村矛盾、管理鄉村公共事務的動態過程。這其中內生出需要心理學去解決的問題，如不同治理主體的心理需求與互相信任、協商中的心理調處等。從具體現實層面來看，我國鄉村當前處于深刻變動和調整期，存在著天價彩禮、人情攀比等諸多棘手的治理難題，以及治理工具、手段和系統單一的“治理貧困”問題。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體系，即綜合運用心理學及其他學科手段服務于宏觀社會治理。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有利于豐富鄉村治理工具箱，找出鄉村治理難題背后的“心根”，并開出“心藥”，使鄉村治理事半功倍。更為重要的是，重視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折射出一種把握心理特點、依循心理規律的柔性治理理念，有利于實現鄉村“由心”的善治。

同時，以人民為中心是鄉村振興鮮明的價值導向，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堅持人民立場，促進農村人口的全面發展。社會心理服務作為一種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新型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普惠性等特征，是一項事關民眾健康、教育、醫療、發展等的民生工程。著力推進鄉村層面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有利于縮小城鄉、人群之間相關資源配置與服務能力的差異，提升社會心理服務的鄉村可及性、便利性，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有助于切實維護農村人口的福祉與利益，凸顯社會公平正義，增強農村人口在鄉村振興中的獲得感。

從鄉村振興的國際經驗和國內基層探索來看

國內外學界日益強調，對欠發達地區的幫扶不僅要關注地理、制度等外部環境，更要著眼于個體的心理因素及其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利用行為科學更加精巧地設計幫扶措施，以增加政策精準度，降低政策成本。鄉村振興戰略內含了一攬子的對農政策，其實施必然會帶來農村人口生活的變化，引起其心理與行為反應，這些反應又會反作用于政策實施及其效果。從實踐來看，有關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紛紛在對農政策中采取專門的心理措施。例如，世界銀行支持的各類助力（boosting）與助推（nudging）策略在引導農民衛生保健、儲蓄支出等中的運用；美國建立了農民心理評價體系，定期追蹤其心理狀態的變化，通過項目培訓等方式改善農民的頭腦（head）和心智（heart）；荷蘭政府在農村廣泛推行“流動輔導”（mobility mentoring）策略，破除農民消極心態，并與農民共同商定減壓的途徑和方法。我國一些鄉村基層根據地方實際，探索出了以工代賑、“愛心積分超市”“八星勵志”等特色做法，以樹立農民志向，激發其內在發展動機，使外在幫扶措施更好地發揮作用。

總體上來看，由于我國鄉村振興缺乏有關社會心理建設的宏觀規劃和頂層設計，個別農村基層在此方面雖然開展了一些有益探索，但較為自發、零散，無法全面應對鄉村復雜的社會心理局面，帶來鄉村社會心理的深刻變革。鄉村振興規劃要把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想在前面，因此有必要及早通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安排，使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成為鄉村的“標配”，為鄉村振興中的社會心理建設提供全員化、常態化的渠道和機制，防止后續因社會心理因素導致的鄉村振興推進障礙。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心理有其社會存在的客觀基礎，鄉村社會心理的深刻變革離不開鄉村的“硬發展”和實際問題的解決。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在助力鄉村振興方面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是萬能的，不應夸大其作用，以致陷入把鄉村振興難題簡單歸結為心理問題的泥沼之中，誤導鄉村建設方向，浪費公共資源，最終帶來不必要的社會負擔。

農村人口的社會心理現狀及其對鄉村振興的影響

構建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推鄉村振興，應整體把握農村人口社會心理現狀及其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才能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鄉村振興和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對象均為全體農村人口，學界目前較缺乏對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整體社會心理狀況的研究和總結。本研究依據目前檢索到的較大規模、有代表性的調查報告，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心理健康狀況不佳，阻礙農村人力資本開發和健康鄉村建設

從消極指標來看，我國農村人口心理健康狀況堪憂。最新的中國精神衛生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地區成人任意一種精神障礙（除癡呆外）12個月患病率為13.4%，遠高于城市的5.5%。《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指出，農村成年人口的抑郁檢出率為16.5%，高于城鎮的14%。在生命歷程的視角下，不同年齡段的農村人口心理健康的突出問題不盡相同。農村嬰幼兒面臨著心智、社交情緒等發展滯后的高風險；農村兒童青少年特別是留守兒童青少年家庭教養及品行問題突出，手機沉迷現象嚴重；農村老年人口心理負擔重，孤獨、無望等問題嚴重，生活質量受損。

從積極指標來看，農村人口主觀幸福感隨著鄉村的發展有所提高，但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且提升進入平臺期。根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1—5級計分），2003—2018年的近16年間，我國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在小幅波動中有所提升，在2011年達到3.88的最高點后，一直在3.76上下的水平徘徊，并且從未達到“比較幸福”的水平（圖1）。最新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及中國科學院新近調查的數據顯示，農村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略低于城市人口。

農村心理健康問題不僅與農村人口個體因素有關，也與農村熟人社會衰落、公共服務短缺、現代與傳統觀念沖突等因素有關。然而，受傳統觀念束縛、心理健康問題隱蔽、服務資源匱乏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問題在農村地區被長期忽視，在目前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也仍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組成部分，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又進一步限制了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降低了勞動效率，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矛盾糾紛、治安隱患等鄉村治理問題，造成了較大的社會成本與負擔，成為健康鄉村與平安鄉村建設的阻絆。這不是一個純粹的醫學或心理學問題，更是一個影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應從更為宏觀的社會心理視角進行把握，通過實施與社會心理服務相伴的鄉村振興政策予以紓解。

內生動力不足，掣肘鄉村外在幫扶的實效性與可持續性

近年來，“內生動力”作為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政策話語頻繁出現在“三農”政策領域，同時也受到了學界的關注。學界普遍認為，農村人口的內生動力是鄉村振興的內因，對推進鄉村振興至關重要。如何激發農村人口的內生動力，是一個與個體和群體社會心理緊密相連的鄉村治理難點，也是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力鄉村振興應主動介入的議題。

較多的研究從觀察性角度指出，農村人口存在著小農意識、“等靠要”、鄉村振興參與度低等諸多內生動力不足的表現，但整體農村人口內生動力的實然狀況究竟如何，仍較缺乏系統的分析和直接的調研數據。有學者運用扎根理論編制的問卷（1—5級計分），對446名農村成年居民進行調查發現，其內生動力總分和3個維度（價值觀、自我觀、行為傾向）得分的均值在3.80左右，均處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尚未達到“比較充足”的水平。行為經濟學基于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相較于城市居民，我國農村居民消極性的稀缺心態、“借用”和“短視”的管窺行為更為嚴重，內生動力較低。本研究運用自編的農民發展內生動力問卷，對湖北省某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8個鄉鎮、19個行政村的568名農村成年居民進行調查發現，其內生動力“內部失衡”現象突出，即在“生活目標”和“意志品質”維度得分較高，但在“自我發展信心”和“行動決心與傾向”維度得分較低。同時，“老弱病殘”群體客觀發展能力欠缺與主觀內生動力匱乏相互交織，其發展內生動力顯著低于其他農村人口。

通過上述實證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從群體層面來講，農村人口目前雖具備一定的發展內生動力，但還遠不能滿足鄉村振興更高的要求。具體而言，隨著脫貧攻堅的完成，農村人口對美好生活有著強烈的向往，表現出較強的“我要發展”的意愿，亦不乏堅強的意志品質，但對通過自身努力實現目標的自我效能不足，付出行動的決心和實際嘗試也較少。鄉村振興過程中，外部大量幫扶政策、資金、產業、技術等注入鄉村，如果沒有農村人口充足的發展內生動力與之相配合，可能抵消鄉村振興政策的效能，造成政策失靈、式微。這要求鄉村振興各項政策要充分研究和把握農村人口內生動力特點，采取專門的“振志”與“振智”的措施，補齊農村人口自我發展信心與行動力的短板，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

社會心態日趨多元，增加鄉村治理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復雜性

從質性方面來看，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質性研究勾勒出，隨著鄉村的變遷和發展，農村人口在政治參與、婚戀生育、生態環保、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社會觀念與心態發生了深刻的積極轉變，但仍存在較多與現代化不相適應的內容。同時，部分農村人口的社會心態還呈現出一些本群體特有的特征，并引發相應的行為。譬如，“權利本位”“平均主義”心態引發的“功利型上訪”、脫貧攻堅過程中的“爭貧”；“讀書無望論”引發的“降低對子女教育的期望與投資”等。

從量化方面來看，心理學研究表明，農村人口社會心態的表現有好有壞：在地區認同度方面，農村居民高于城市居民，但仍未達到“比較認同”的水平；在社會態度方面，農村人口的地方政府滿意度與社會公平感均未達到中等水平，且地方政府滿意度低于城鎮人口，其也更傾向于以集群方式解決遇到的不公平事件；在個性特征方面，農業戶籍人口比非農業戶籍人口擁有更高的容納性和可靠性，但領導性較低；在美好生活需求與體驗方面，農村居民美好生活需求得分高于美好生活體驗得分，對美好生活的實然體驗和應然想象之間存在一定差距。

總之，農村人口社會心態日趨多元、復雜與分化，開放與保守、落后與現代、積極與消極等因素相互交織。費孝通晚年提出了“心態秩序”的重要概念，并指出要避免“只見社會不見人，只見生態不見心態”。但無論是心理學研究還是鄉村振興政策制定，目前都較缺乏對農村此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周密考慮。農村人口的社會心態與社會治理密切相關，其社會心態的形成深受對農政策及其實施方式、基層干部能力與作風等治理因素的影響，形成后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無形中支配農村人口的行為，深刻影響鄉村治理與精神文明建設，成為需要被治理的對象。在農村人口社會心態日益復雜的情況下，如何塑造農村充滿活力且具秩序的社會心態，單純依靠傳統思想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可能未必有效，需要引入社會心理服務的協同治理，發揮社會心理服務針對社會心態塑造的優勢。

構建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力鄉村振興的政策建議

無論是從鄉村振興戰略的應然愿景來看，還是從農村人口社會心理的實然狀況來看，急需構建鄉村層面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鄉村層面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作為整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最基礎的層級，需要滿足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村人口的需求，應體現出與縣、市及以上層級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區別。基于上述對內生性需求和社會心理現狀的分析，結合本研究對湖北、湖南、貴州3個省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基層干部的訪談，提出可行性對策建議，以實現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和推進鄉村振興的有機結合與良性互促（圖2）。

將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設計

實際工作中，由于鄉村振興的主導部門為農業農村部門，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牽頭部門是衛生健康委員會與政法委員會，這些部委屬于不同的領域與分工，導致兩項工作在制定規劃和推出具體舉措時未充分溝通和有效協同，在基層實踐中也未有深度融合。因此，應提高站位，在源頭上將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納入鄉村振興的宏觀規劃和頂層設計之中。

出臺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力鄉村振興專項行動方案，增加鄉村振興部門在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規劃中的參與度。可以參考脫貧攻堅階段的扶志扶智專項行動、目前的社會組織、科技助力鄉村振興專項行動的經驗和做法，在國家層面出臺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力鄉村振興的專項行動方案，發揮頂層設計的“指揮棒”作用，為基層開展相關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導，改變鄉村社會心理服務“說起來重要”但“做起來不重要”的邊緣化境地。同時，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是一個需要多部門聯動的事項，鄉村振興部門要積極參與其中，增強自身在其中的決策權、主導權與影響力，使其充分了解到鄉村振興的政策需要。

發揮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在鄉村振興中的“智庫”作用，為鄉村振興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通過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利用大規模社會調查等方式，建立有關農村人口社會心理狀況、特點、發展規律的數據庫，為鄉村產業、健康、教育等各領域政策決策提供參考，使政策更加傾聽“民意”、貼近“民心”、遵循“心律”，更具民主性與科學性。

發揮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在鄉村振興評估中的作用，推動鄉村振興政策的實施和改進。可以考慮將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情況作為鄉村振興評估的一個內容，即評估各地在鄉村振興中是否落實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基本建設指標。同時，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中的機構和人員可以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對鄉村振興開展評估。其作為第三方進行評估的側重點不是行政政策的落實情況，而是結合各地實際，及時監測政策實施是否尊重了當地民眾的心理需要和心理規律，是否帶來內生動力和“三感”的提升，是否存在帶來“政策依賴”“相對剝奪感”等負面心理的風險，進而倒逼鄉村振興政策和實踐的優化與調整。

開展符合鄉村實際、具有地方特色的心理健康促進工作

雖然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不是狹義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但心理健康服務依然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當前的工作重點，特別是在鄉村相關服務資源匱乏、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后的條件下，顯得尤為急需且實施難度大。鄉村振興背景下和社會心理視野下的鄉村心理健康服務，應是更為廣義、更為積極、更為主動的全員心理健康促進工作。其主要目標不是被動地防止和治療個體心理問題，而是通過構筑多元整合的服務體系，提升全體農村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促進農村人口潛能發揮、社會適應和生活質量改善，推進農村社會的和諧發展。

形成黨政領導、部門聯動、社會協同、下沉基層、科技支撐的機制，提高基層社會心理服務的可及性與便利性。完善相關的財政資金、人才隊伍、平臺設備的配備，對農村人口中兒童青少年、老年人、脫貧人口等不同群體進行受眾分割，提供差異化的“家門口”心理服務，形成“全面預防—及時篩查—有效治療—社會康復”的干預光譜。相關工作要充分考慮鄉村的實際，如既要運用專業的心理學知識與手段，又要與鄉村日用而不知的“地方性知識”相結合；既要有外部精神科醫師、心理咨詢師、社會工作者等力量的入駐，又要注重對鄉村醫生、教師、村干部、鄉賢等內生性“種子人才”的培養；既要建設專門的心理咨詢室，又要善于利用鄉村已有的綜治中心、村委會等場所，以避免專業心理服務下鄉遭遇的“水土不服”。

凸顯鄉村特色，發掘優勢資源，增益農村人口積極心理。要充分挖掘和弘揚鄉土文化、中醫藥文化、宗族文化等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互幫互助”的心理健康促進思想，提煉并推廣農村人口日常生活中樸素的心理健康維護智慧和經驗。通過社會輿論優化、團體輔導、趣味鄉村文體活動、聯誼等社會化活動，引導健康生活方式，提升農村人口的社會支持與融入，增強其自尊心、希望感、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

加大鄉村心理健康宣傳教育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養。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指出，“做好心理健康知識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宣傳教育是覆蓋面最廣、最經濟和便捷的心理健康促進手段之一。鄉村宣傳與教育等部門要抓住傳統節日、農閑、農民豐收節等節點，利用小冊子、科普讀物、鄉村劇、短視頻等載體，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幫助農村人口在日常生活中樹立“身心健康同等重要”等觀念，減少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污名，提高其心理“自助”、有效尋求“他助”，以及“互助”的能力與技巧。

把鄉村社會心理服務有機嵌入鄉村社會治理

服務于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區別于心理健康服務體系的標志，是其創新性的重要體現。要因地制宜地從組織、人員、技術等方面，將鄉村社會心理服務深度嵌入到鄉村治理的全過程，充分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作用。

針對鄉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難題，推出可落地、見效快的“社會心理服務+鄉村治理”的特色項目。針對鄉村治理中存在的鬧訪、“天價彩禮”、家庭教育問題等“硬骨頭”，可以引入專業的社會心理服務，根據不同的難題類型和個體，分析其社會心理動因、訴求等，提供精細化的協同解決方案，并進行追蹤回訪和效果評估。通過對實際難題的協助解決，提升政府部門和農村民眾對社會心理服務的接受度與認可度，改變鄉村治理中“重制度、輕情感治理與行動策略”的傾向。在社會心理服務融入鄉村治理、化解鄉村矛盾的過程中，要注意避免將其技術官僚化，異化為純粹的社會風險防控工具。

激發農民群體發展內生動力，培養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嵌入鄉村治理，不僅要針對具體的“點”與“事”，更要著眼于“面”與“群體”。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要關注鄉村振興中農民發展內生動力這一重要議題，充分發揮社會心理服務的優勢，增強農民群體依靠自我發展的信心、投身鄉村振興的熱心、敢拼敢試的決心。此外，要加大對農村基層工作者的社會心理知識和技能的培訓。一方面緩解其自身在繁重工作中的壓力與職業倦怠，增強其工作滿意度；另一方面提升其傾聽、共情、賦能、說服等工作能力，改善工作過程中的干群關系。

建構鄉村社會心理共同體，增強對鄉村共同體的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國鄉村社會治理問題“雖然錯綜復雜，但歸結起來就是一個‘散’字”。鄉村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共同體，更是文化和社會心理意義上的共同體。從長遠來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力鄉村治理，要通過各種知識和技術，不斷加深農村人口之間情感聯結，打造守望相助的鄉村命運共同體，提升農村人口對社區、身份、鄉村的認同，最終增強鄉村的團結力、凝聚力以及行動力。同時，通過案例展示等途徑，增進全社會對農村人口真實面貌及其生活世界的了解與理解，減少群際間的刻板印象與標簽化。

加強和創新農村社會心理學研究

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作為一個復雜的新生事物，既要在實踐中“摸著石頭過河”，及時總結探索經驗，也離不開各學科尤其是心理學理論的先行指導，以減少實踐上的盲目性和偏差。鄉村振興戰略也為心理學科自身的發展提出了諸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命題與生長點，如“激發農民內生動力”“留得住鄉愁”等。然而，相比于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由于心理學科的特殊發展歷程和學科范式，國內心理學界對廣闊農村區域和龐大農村人口的關注度不高，有關鄉村振興的研究及成果屈指可數，難以為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力鄉村振興戰略提供豐富的學術供給和有力的學術支撐。

對此，國家教育科研管理部門、學術組織等，可以通過項目部署、決策咨詢、設立鄉村調查基地等方式，引導心理學以鄉村問題和需求為導向，走出狹小的實驗室，扎根中國鄉村大地，深入基層開展研究。心理學界也應“將心比心”地承擔鄉村振興的歷史責任與使命，掙脫西方心理學的束縛，更新學科研究范式，堅持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普遍量化研究與特殊個案研究、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并重，加強與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心理學科研隊伍，從而實現鄉村心理學從無到有、從有到好的轉變，合力為鄉村振興中的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提供堅實的依據、原創的理論視角、成熟的循證方案等。這一過程也將拓展心理學研究領域，反哺具有中國特色的心理學學科體系的建設，為國際上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貢獻中國心理學的智慧和方案。

（作者：孟可強、陳敏，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麗，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李旺，華中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李鳳蘭，華中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中農業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張正，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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