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技術賦能法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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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律監督是國家法治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要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完善公益訴訟制度。2021?年?6?月黨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要求運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推進檢察機關與其他行政司法部門的跨部門大數據協同辦案。2021?年?7?月召開的政法領域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會，強調不斷完善法律監督體系、提升法律監督能力、增強法律監督質效。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有更高要求。檢察機關提供的法治產品、檢察產品都相對不足，法律執行和實施仍是亟待補齊的短板，法律監督職能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解決這些問題。
本文首先探討了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作用，分析了數字檢察的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的核心要義；在總結典型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利用時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大數據技術賦能法律監督的對策建議。
法律監督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
檢察機關積極能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培育發展公益訴訟檢察等新型業務類型，以高質效的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
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法律監督是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專司監督國家法律實施情況的職責，是一切檢察活動的統一，已經延伸到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① 參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法律監督工作的責任。檢察機關全面充分發展“四大檢察”“十大業務”，不斷優化拓展法律監督職能，涉及的社會治理領域更加廣泛，與社會治理的融合更加密切，肩負著更多社會治理的責任。② 法律監督在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檢察機關是執法活動的參與者，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有利于找準、破解、預防社會治理層面隱蔽性、深層次、“老大難”等問題。③ 參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更好地體現法律監督價值。通過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促進執法司法突出問題、社會治理薄弱地帶、公共利益短板弱項等難點、痛點的系統治理，充分發揮法律監督的功能價值，實現監督者和被監督者的共贏發展，凝聚社會治理共識。
法律監督實質上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預防問題的治理過程，當前法律監督存在“被動性、碎片化、淺層次”等質效短板。
能動檢察是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時代是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因此，要把握新時代法治規律，立足檢察權自身特點，深化能動司法檢察工作，推動我國檢察制度的高質量發展。① 能動檢察是法律監督的應有之義。法律監督是檢察權的根本屬性，能動是法律監督屬性的根本體現。檢察機關須以能動作為的姿態，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積極回應社會生活豐富多樣的社會治理需求。② 能動檢察體現了法律監督的檢察自覺。能動檢察要求檢察機關要敢于站在時代發展的潮頭，依法能動履職，發揮檢察自覺，做推進時代法治進步的積極踐行者。③ 能動檢察是推動檢察制度高質效發展的關鍵所在。能動檢察立足高質效法律監督，面對全領域社會治理問題，要求檢察官具備審查、調查、偵查等綜合業務與科技能力，推動訴源治理，助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
公益訴訟檢察體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檢察智慧
公益訴訟檢察是檢察機關在社會治理層面發揮能動作用的新型窗口，是守護公共利益、保障社會利益的中國方案。① 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公益訴訟檢察的本質要求。公益訴訟檢察監督行政機關等在特定領域的不作為、違法作為等行為，以及其他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行為，是監督促進治理的典型體現。② 行政公益訴訟檢察通過一種協作式法律監督，對行政機關開展行政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檢察體現了“起訴人”和“監督者”的雙重角色，以法律為支撐更加專業，以案件為載體更加客觀，以共贏為目的更加務實。③ 民事公益訴訟檢察是撬動社會治理的重要抓手。通過民事賠償責任，找到社會治理突破口。公益訴訟檢察以點帶面，推動矛盾的化解，通過訴訟撬動相關行業、領域問題的解決，實現雙贏、多贏、共贏。
數字檢察推動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作用
當今世界，信息技術創新日新月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深入發展。數字革命成為時代變革的關鍵變量。數字檢察是未來檢察工作的重要模式，也是新時代檢察改革和戰略轉型的重點任務。
數字檢察的核心要義與作用
數字檢察統籌數字化技術、數字化思維、數字化認知，培育數字能力和方法，構建檢察數字治理機制體系，通過檢察大數據能動運用，打開價值創造新空間，運用數字賦能深化法律監督。① 數字檢察推動高質效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從技術理性飛躍到制度理性。數字檢察注重數字技術，更強調數字意識、思維和認知，利用數字賦能對法律監督運行機制和監督手段進行顛覆性創新。② 數字檢察推動法律監督從被動監督提升到能動檢察。充分激發“大數據”對法律監督工作的放大、疊加、倍增等作用，破解線索發現難、工作碎片化、實效不明顯等難題，更加精準、有力、高效踐行能動檢察。③ 數字檢察實現個案辦理到類案辦理的新跨越。類案監督旨在發現法律監督共性問題，達到“辦理一案、監督一批、治理一片”的社會治理效能。④ 數字檢察是法律監督推動系統治理的有效途徑。以類案監督為治理場景，全面激發法律監督內生動力，推動法律監督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實現傳統檢察職能到新時代法律監督的價值重塑。
大數據法律監督賦能數字檢察的作用
大數據法律監督以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術為手段，以大數據平臺為依托，以數據驅動代替經驗驅動的方式進行能動監督，持續從數據中獲取有價值的法律監督方向，形成大數據法律監督的基本范式。 ① 大數據提升法律監督質效，更好地助力數字檢察維護公平正義。運用大數據的篩查、比對、碰撞，清晰展現隱藏在數據背后的違法犯罪線索，發現深層次的監督線索，能動發揮法律監督的“利器”作用。 ② 運用大數據促進訴源治理，提升數字檢察參與國家治理效能。個案形成的檢察建議的深度、說服力往往有限。大數據法律監督深入剖析案件反映的傾向性、普遍性問題，發出堵漏建制的社會治理檢察建議。 ③ 運用大數據加強精準、精細管理，推動提高檢察管理科學化水平。科學管理是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指揮棒。檢察管理需要充分運用好大數據，更好地釋放檢察生產力、戰斗力。
檢察大數據賦能大數據法律監督的作用
檢察大數據是大數據法律監督的基石，具有大數據的通用特征，也具備檢察特色。① 檢察大數據是數字檢察的戰略支撐點，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數據中心。檢務案源數據分為檢察內部和外部兩類數據。內部數據主要包括：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12309?檢察服務中心、公益損害與訴訟違法舉報中心等數據。外部數據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執法數據、監測數據、互聯網數據、社會團體/公眾數據等。② 大數據法律監督平臺提高了檢察官的大數據運用能力。目前，大數據法律監督平臺主要指利用內部和外部政法數據，綜合數據、算法、模型、算力、業務等要素，形成具有數據計算、知識集成、邏輯推理、智能分析等功能或功能組合的分析系統。大數據法律監督平臺尚處于探索發展初期，建設標準不統一、復用性不強、推廣度不高，導致“個案—類案”促進社會治理的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
時空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的作用
社會治理對時間和空間有著較高的依賴程度，時空大數據正逐漸成為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驅動力。① 時空特征是檢務大數據信息的內在屬性。時空大數據以空間和時間為基本參照，挖掘分析大數據在時間、空間、對象之間的關聯關系，表達和計算大數據之間的復雜關系和動態演化規律。檢察辦案涉及的多元、多維度、多模態大數據多以電子數據形式呈現，隱含的犯罪時間、犯罪空間信息作為案件的基本信息和犯罪構成要素，在法律監督和案件辦理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時空大數據技術按統一時空基準聚合檢務大數據，提高了大數據法律監督的效率。按統一的時空量度描述和規制檢務大數據，實現法律監督多維數據在時空流中的智能聚合分析，及時發現社會治理問題線索及其共性規律。對于檢務大數據中存在的非時空數據或時空特征不全或明顯的數據，需進行時空挖掘和轉換。③ 時空大數據技術統一的時空框架，賦能檢務大數據法律監督。通過統一時空框架，對檢務時空大數據進行時空異常檢測，發現與被監督對象在空間相鄰、連續出現、屬性有顯著差異的時空異常對象；挖掘分析數據中存在的有價值的頻繁模式、周期模式、共現模式、關聯模式等，發現個案線索；利用被監督對象在空間和時間相似度，聚類分析具有相似行為的時空對象，發現類案線索。
大數據技術賦能法律監督實踐經驗
大數據法律監督在國外尚處于關鍵技術研發階段，但在國內已取得了蓬勃發展，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以大數據賦能法律監督為核心的數字檢察監督辦案，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大數據法律監督國際應用情況
國外檢察機關的監督多是司法監督，代表國家追訴刑事犯罪，可對司法中法院審判和判決執行等具體活動的監督，但不能對國家法律的執行與實施實行專門的普遍監督。
國外司法大數據多為大型公司主導，關注于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美國?IBM?公司以知識產權案件和相關立法為主要內容的司法和法律文件為基礎，構建了法律知識圖譜。美國?Premonition?公司構建訴訟數據庫，進行多角度案件分析和審查，預測案件結果。
我國法律監督工作進入數字時代
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是檢察大數據歸集、清洗、集成、加工、分析的“底座”。數字檢察的重點就是通過構建大數據數字監督模型，進行檢察大數據的二次應用、關聯分析和融合應用，促進監督辦案模式創新。首屆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大賽的成功舉辦，標志我國檢察履職進入數字時代。① 大數據法律監督在與檢察業務緊密融合過程中快速發展，助力社會治理現代化。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源于檢察機關“在監督中辦案、在辦案中監督”的實踐需要，已經涵蓋了“四大檢察”“十大業務”（圖?1）。在公益訴訟檢察的工作重心從擴大案源向提質增效轉換過程中，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大數據法律監督推動社會治理呈現區域性差異。獲獎模型中，華東地區以?34.78%?居首，其他地區占比均低于?20%，呈現出區域分布的不均衡性（圖?2）。獲獎模型數量占比與各區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呈現出一定的線性相關關系（圖?3），即人均?GDP?越高，獲獎模型數量也相對越多。這進一步表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多更優質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手段來保障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
時空大數據技術賦能法律監督實踐經驗
成品油領域違法行為隱蔽性極強，已形成十分成熟且利益巨大的完整黑色產業鏈，成為社會治理的重點灰色地帶。據報道，2020?年全國汽柴油表觀消費量為?2.52?億噸，估計全年汽柴油實際消費量為?3.47?億噸，其中隱性資源供應近?1?億噸，年偷逃消費稅?1?000?億元以上。① 成品油涉稅法律監督，利用物流行為數據錯位監督偷逃稅，運用時空大數據技術發現隱藏的案件線索。利用統一時空框架平臺構建的成品油大數據法律監督平臺系統（圖?4），以危化品車輛的運行軌跡信息為突破口，分析危化品車輛的電子運單、路線軌跡等數據，核算車輛裝卸油品位置和貨物總量，計算出各加油站的銷售總額及應納稅稅額，與稅務部門納稅監管數據進行聚合分析后，精準鎖定偷逃稅款違法行為線索以利征繳。② 實現“個案—類案—訴源”法律監督成效，推動成品油行業系統治理。在辦理浙江省嵊州市某民營加油站“個案”中，核算其卸貨量約?6?240?噸，后查實其銷售量為?5?750?噸，準確率達?92%，其偷逃稅費共計?328?余萬元。在北京地區進行異地“類案”推廣應用，運行僅?2?個月，已推動挽回稅收損失超?1.2?億元。后續將逐漸延伸到全產業鏈條上下游，促進系統化、體系化的訴源治理。③ 利用時空大數據技術，打通物流、票流、現金流等時空信息流，賦能法律監督，是數字思維促進社會治理的新跨越。該模型可拓展到黑自流安全生產、礦產資源非法開采等方面，延伸到社會治理深層次領域。
大數據技術賦能法律監督面臨的挑戰
大數據技術賦能法律監督，本質是科技創新驅動檢察法律監督事業的高質量發展，面臨著諸多問題與挑戰。
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檢察科技供給不足
檢察機關順應新科技發展，推動科技強檢，進行了電子檢務工程建設，積極發展智慧檢務。 推動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檢務科技機制不健全。大數據法律監督是體系性、全方位的監督，需要更高、更廣、更深、更先進的檢務科技支撐。當前，檢務科技多關注于鑒定、審查、協助等技術，以及信息化工程規劃、建設，缺乏體系性、系統性的科研組織與攻關供給能力。 支撐法律監督服務社會治理的檢務科技手段碎片化、難以迭代深入發展。各類輔助辦案系統良莠不齊，快檢數據分散、缺乏認證；科技手段缺乏統一標準、規范與設計，造成了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兼容性差、不可持續等問題。 利用科技賦能法律監督的意識和能力不足。部分基層檢察人員對檢察科技的認識不夠，過分重視“硬件”建設，輕視科技思維的培養。檢察人員多是法學科班出身，缺乏專門的檢察科技人才，以致在應對新型突發案件時科技儲備略顯不足。
法律監督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數據共享機制不完善
數字時代，數據是法律監督的生產資料。監督對象數據可獲得性直接影響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履職的可能性。 跨部門、跨行業的數據共享機制不全、渠道不暢、深度不足。打破跨部門數據壁壘，加強司法機關辦案數據、行政機關執法數據、社會公共數據的銜接共享，有助于破解當前法律監督的瓶頸問題。通過數據分析發現治理漏洞，促進社會治理水平提升。 法律監督數據共享的管理規范、方式、方法、經驗不足。法律監督涉及的數據共享范圍、相關責任部門、職責權限缺乏相關的管理規范。部分檢察機關在數據管理和數據共享方面能力尚有不足。 數據安全風險的增高，阻礙了數據共享推進。隨著各行各業越來越重視數據保密性及數據安全性，致使人工智能研究私有化，這對數據共享形成挑戰。
大數據技術賦能法律監督的對策建議
深入推動數字檢察是新時代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關鍵。數字賦能法律監督，監督促進社會治理。數字檢察是一次重大顛覆性創新，急需增強時空大數據、人工智能[12]等為代表的新型數字科技供給能力。
建立健全高質效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數字檢察工作推進機制。數字檢察是法律監督模式的重塑變革，是個復雜系統。 數字檢察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決定其必須是“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各級檢察機關“一把手”擔任組長的改革領導小組，靠前指揮，成立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域的工作專班，凝聚力量，高效協同，一體推進數字檢察工作。 創新實戰、實效機制，成立專業的實施機構。由其負責統籌全國數字檢察發展大局，設計指導數字檢察發展規劃，復制推廣數字檢察法律監督經驗。 深入推進以“案-件比”為代表的科學有效的激勵評價機制，強有力推進數字檢察工作的高效精準實施。
建立檢察特色的大數據共享機制。立足檢察法律監督使命，發揮社會治理共贏理念。 堅持“欲取先予”原則。在數字中國大數據全局中與各行各業一起共享數據發展紅利，推進數據共享。 創新法律監督形式，推動靈活多樣的數據共享模式。發展上下監督、第三方監督、錯位監督等多樣化特色監督方式，推動一體化共享、第三方共享、錯位共享等數據共享模式。 組建跨部門、跨層級數據共享工作專班機制，構建具有檢察特色的大數據共享機制，建設全量動態的檢察大數據。
建立可持續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數字檢察科技供給機制。 成立由檢察、科研院校等組成的科技與檢察相結合的專業化數字檢察應用研究型聯合實驗室等科研實體。由科研實體總領數字檢察科技發展，推進體系化、建制化的大數據法律監督與各行業、各領域自然科學的深入融合與應用，培養數字檢察科技人才。 推動數字檢察科技側改革，創新數字檢察科研攻關組織模式。突破大數據法律監督領域的理論、方法、技術、應用等各個環節的瓶頸問題，推動數字檢察的可持續深入發展。
建立統一開放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發展機制。 建設開放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的產生與發展機制，充分發揮各級檢察機關履行檢察職能過程中的檢察智慧和檢察擔當。 構建統一時空大數據法律監督平臺機制，推動檢察機關大數據法律監督工作的標準統一、數據統一、模式統一、應用統一。
（作者：劉慶杰、吳一戎，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劉朔，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翁躍強，最高人民檢察院 案件管理辦公室；溫一浩，嵊州市人民檢察院；李銘，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