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SCI）發布的《2021年全球機構投資者調查》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疫情”）暴發等事件的沖擊下，全球市場對于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認同度大幅提升。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報告》，二十國集團（G20）經濟體的碳排放占全球總額的?78%；目前，有?9?個經濟體（法國、英國、中國、日本、韓國、加拿大、南非、阿根廷、墨西哥）提出了凈零排放目標，同時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也提出了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但實際上尚沒有一個大的經濟體真正實現碳中和。盡管疫情導致全球二氧化碳（CO₂）排放出現暫時下降，但世界仍然朝著截至?21?世紀末升溫超過?3℃?的趨勢不斷發展，這對于實現《巴黎協定》承諾的目標構成較大挑戰，各國為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都需要付出極大努力。

2020?年?9?月，中國提出了“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按照麥肯錫報告《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對策》，中國?2016?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凈排放量?160?億噸?CO₂?當量計算，而?40?年后需要達到碳凈零排放，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實現碳中和愿景，中國當前面臨著多重挑戰。例如，中國煤炭消費占比較高，能源結構優化及建立綠色低碳的經濟體系任務艱巨；同時，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中低端，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任務艱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下簡稱“沿線國家”）面臨共同的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在接受資本流入、蓬勃發展的同時也正在經歷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綠色低碳轉型。沿線國家中大多為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綠色轉型發展需要巨額投資。雖然目前這些國家經濟規模不大、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占比不高，但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2014?年沿線國家中?56?個的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有?24?個。因此，如不從現在著手解決，加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會成為全球降低碳排放統一行動中的“負資產”。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低碳發展對全球氣候變化起決定性作用；而沿線國家在全球生產網絡中貫徹綠色低碳發展的力度，將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全球碳排放總量和碳中和愿景的實現。

在國際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運行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本文結合經濟理論和投入占用產出技術對沿線國家綠色低碳發展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和測算，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議。

在全球投資市場規模萎縮的背景下，中國助推沿線國家的綠色投資

全球投資市場整體規模下降，但綠色融資規模持續增長

聯合國《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數據顯示，2019年流入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下降了?5%，FDI?約為?4?740?億美元。其中，流入南亞和東南亞的?FDI?分別增長?10%?和?5%，但這一增長不足以抵消東亞和西亞外國投資的下降（分別下降?13%?和?7%）。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最新一期《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受疫情導致的經濟下行的嚴重沖擊，2020?年全年全球?FDI?同比大幅度下降?42%，至?8?590?億美元。降幅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流入發達國家的?FDI?同比下降?69%，至?2?290?億美元，這是過去?25?年的最低水平。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FDI?下降了?12%，至?6?160?億美元。亞洲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共吸引了約?4?760?億美元的?FDI。中國是?2020?年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國，全年?FDI?流入上漲?4%，至?1?630?億美元。

盡管受到疫情暴發等事件的影響，全球綠色融資規模仍持續增長。根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BI）報告，截至?2020?年年底，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達到創紀錄的?2?695?億美元，略高于?2019?年的?2?665?億美元。美國發行的綠色債券最多，總價值為?511?億美元；之后是德國的?402?億美元和法國的?321?億美元。這些綠色債券的收益主要用于能源行業投資，其次是低碳建筑物和低碳運輸。亞洲作為主要的投資流入地，中國在綠色融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截至?2020?年末，中國綠色貸款余額近?12?萬億元人民幣，存量規模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8?132?億元人民幣，居世界第二；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支撐了光伏發電等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

中國與沿線國家間?ODI?活躍度顯著提升

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公布的數據統計，2015—2018?年沿線國家貨物和服務對外貿易差額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沿線國家在國際貿易活動中越來越活躍。其中，中國與沿線國家間的?ODI?活動日益頻繁。根據商務部發布的《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20》，2013—2019年中國對沿線國家ODI流量穩定增長，累計達?1?173.1?億美元。國家間投資聯系越來越緊密，在沿線國家ODI中比較活躍的主要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國家，大量的ODI活動集中在亞洲國家之間。

中國發揮了助推沿線國家投資綠色化的重要作用

中國是沿線國家的主要投資來源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直接投資調查（CDIS）數據庫公布的跨國投資頭寸數據計算，2016—2018?年中國對沿線國家的?ODI?占沿線國家吸收外資總額比重分別為?12.46%、7.82%、8.41%，高于其他發達國家（如新加坡、美國、韓國等）。綠色金融的重要作用是優化資源配置，綠色金融能夠有效應對環境損害問題。中國在國際上積極組織對沿線國家開展綠色投資，推動沿線國家投資的綠色化，在滿足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發展需要的同時，推進落實全球碳減排進程。2019?年?4?月?25?日，中國與來自法國、德國、日本、哈薩克斯坦、阿聯酋、英國和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27?家大型金融機構簽署了《“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截至?2020?年?9?月，已有來自全球?14?個國家和地區的?37?家簽署機構和?12?家支持機構參與其中。2019?年，中國與歐盟等經濟體共同發起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IPSF），積極利用沿線國家綠色投融資合作應對氣候變化。

后疫情時代，受到沿線國家碳減排意愿提高、金融機構對氣候風險關注度增加，以及中國可再生能源經驗豐富等因素的影響，可再生能源項目在沿線國家能源項目的占比將進一步提高。目前，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埃及等沿線國家紛紛取消了大型燃煤發電廠的項目。中國也積極調整對沿線國家能源領域投資結構，引導資金投向可再生能源領域。根據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發布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中國在沿線國家能源領域投資仍在持續，總投資額為?88.1?億美元；其中，可再生能源占比達到?58.1%，首次超過化石能源占比。但是，沿線國家當前綠色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仍較低，中國對沿線國家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仍面臨許多困難。例如，中國投資相對較少采用與多邊機構“混合融資”的模式，國內信用保險機構對可再生能源項目風險和國別風險的判斷仍缺乏成熟標準等現狀，這反映出中國氣候金融發展仍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碳中和愿景下的中國?ODI?對沿線國家具有積極的減排效應

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我們計算了沿線國家的碳排放量。結果顯示，2010—2016?年沿線國家碳排放規模整體呈上升趨勢，由?96.27?億噸上升至?100.42?億噸，占世界碳排放總量的約?30%，由此可見沿線國家的綠色減排發展潛力巨大。為厘清中國?ODI?在沿線國家綠色發展特別是碳排放中發揮的作用和貢獻，本文提出了一種測算中國?ODI?對沿線國家碳排放影響的模型。

中國?ODI?對沿線國家碳排放影響程度測算方法簡介

根據?Dunning?等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DI?的主要動因是依據企業自身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獲取東道國相對本國存在的區位優勢，其主要形式主要包括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并且這?2?種行為均會引起東道國的資產發生變化。例如，建立新廠或擴大生產規模、改進生產線，固定資本形成可以較好地表征這種資產變化，即東道國的固定資本形成的變動將會受到投資的影響。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經濟活動的變化與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變化密切相關。基于此，我們提出了測算中國?ODI?對沿線國家碳排放影響程度的模型，模型的關鍵點如下：計算沿線國家固定資本形成—中國對沿線國家?ODI?彈性，即中國對沿線國家?ODI?變動?1%?將會引起沿線國家固定資本形成產生的變化率。將計算得到的彈性引入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測算出東道國因中國?ODI?產生的固定資本形成變化導致的東道國碳排放變化量。利用區域間投入產出模型可同時測算出中國?ODI?為沿線國家帶來的增加值，并計算得到?ODI?引致的碳排放強度；將其與沿線國家現有碳排放強度相比較，可測算出創造同等規模增加值中國?ODI?對沿線國家碳排放的影響究竟是增排效應還是減排效應。

根據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報告2020》中公布的中國ODI去向的主要沿線國家和其他相關因素，我們選取了?25?個?ODI?活動較為活躍的沿線國家作為研究樣本，利用雙向固定效應面板模型計算出沿線國家固定資本形成—中國對沿線國家?ODI?彈性，主要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和中國商務部；利用課題組編制的?2014?年沿線國家間投入產出表，假定?2009—2018?年沿線國家間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平均生產結構、技術水平和碳排放強度為?2014?年的水平，測算了?10?年間中國對沿線國家?ODI?的累計增長所引起的東道國碳排放的影響。沿線國家間投入產出表包含?78?個國家和經濟體的?29?個生產部門，其中沿線國家有?53?個。

從區域看中國對沿線國家投資對沿線國家有差異性的減排效應

模型測算表明，中國?ODI?對沿線國家投資綠色化格局的形成具有積極作用。從投資規模來看，2009—2018?年的?10?年間，中國對上述?25?個國家的?ODI?增長了?786%，共產生了?4.7181?億噸碳排放和?1.34?萬億美元的增加值。其中，ODI?每增長?1%?將為當地帶來?41?萬噸碳排放和?8.798?億美元增加值。與當地現有的生產水平相比，創造同等規模的增加值，中國的?ODI?共為當地減少碳排放?4?478?萬噸。

從區域來看，投向東盟地區國家的投資為當地減少碳排放?1?584?萬噸，投向俄羅斯、蒙古國和中亞五國的投資為當地減少碳排放?2?107?萬噸；投向中東歐及南歐地區的投資為當地減少碳排放?786?萬噸。中東歐及南歐地區國家垂直專業化程度普遍較高。一方面，中東歐國家在汽車工業、裝備制造業和機械設備等行業具有比較優勢，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另一方面，與歐盟發達經濟體的密切貿易往來也有利于中東歐國家受技術溢出效應影響在綠色生產方面擁有比較優勢。

從國家來看，與當地?2014?年碳排放總量相比，中國對奧地利、老撾、印度尼西亞的?ODI?為當地減少的碳排放量占當地?2014?年碳排放比重較大，分別為?16.89%、11.94%、8.36%。表?1?為中國對沿線國家?ODI?對當地碳排放產生的影響及其占當地?2014?年碳排放總量的比重。該結果反映出中國?ODI?為沿線國家帶來了差異性的碳減排效應。中國?ODI?對俄羅斯、蒙古國和中亞五國的減排效應更強，而中東歐及南歐國家在綠色生產方面更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沿線國家利用自身比較優勢，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發揮產品內分工與貿易的特點，有助于增強沿線國家的整體減排效應。

基于上述結果，實現沿線國家合作共贏目標的關鍵舉措之一就是加強沿線國家的經濟聯通，從而直接刺激投資網絡的布局和經濟增長，將經濟和投資網絡更好地聯通各國，降低經濟往來的成本，實現大經濟區的優勢互補。以能源（特別是石油資源）依賴型為主要發展模式的沿線國家，更應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當中，通過大經濟區的協作，加速本國經濟的綠色轉型升級。

從行業看中國對沿線國家的?ODI?呈綠色化特征

從行業分析，中國?ODI?對沿線國家引發的碳減排效應主要集中在陸路運輸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金屬冶煉制造業等；所有產生減排效應的行業的累計減排規模達到?4?796?萬噸，這一減排規模與白俄羅斯?2014?年的碳排放規模基本相當（表2）。而中國?ODI?的增排效應則集中在其他制造業、航空運輸業、其他非金屬制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化學產品制造業等，所有產生增排效應的行業的累計增排規模為?1?813?萬噸。根據商務部發布的《2019?年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報告》，2018?年，中國對沿線國家投資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采礦業有重要地位；同時，對外承包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撐。上述主要的減排行業均屬于中國對沿線國家主要投資行業，可見中國對沿線國家的?ODI?具有投資綠色化的特點。

政策建議

協同沿線國家探索科技驅動的可持續發展體系，在重點行業推進低碳技術轉型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清潔能源建設，共同探索沿線國家科技驅動型低碳發展路徑。進一步推動清潔能源的研發和應用，如可再生能源發電、智能電網、電源儲存、氫能利用、碳捕獲和封存、海洋負排放技術及其他新型基礎設施，與沿線國家共同探索以科技創新驅動為主要特征的低碳發展路徑，加強可持續發展體系的建設和管理，減緩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和氣候影響代價。建議中國企業借助自身核心技術優勢，幫助沿線國家逐步發展其目前難以完成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爭取在當地形成具有創造性的支點項目，以增強中國對外投資的綠色影響。

推動以能源（特別是石油資源）依賴型為主要經濟發展模式的沿線國家轉型升級。由于中國對沿線國家?ODI?使當地碳排放增加較多的行業主要集中于其他制造業、航空運輸業、金屬制品和非金屬制品制造業、化學產品制造業等行業，建議在上述行業率先開展低碳轉型和技術創新，并充分利用中國大市場，發揮規模效應，進一步提升綠色投資效率。

建立連貫的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政策進程

在全球價值鏈的“綠色化”重構中，鼓勵沿線國家提出或更新其國家自主貢獻（NDC）方案，并宣布自己的碳中和目標。從目前有明確提出“零碳”或“碳中和”氣候目標和進展的國家和地區來看，新西蘭、匈牙利、智利、斐濟、韓國等沿線國家已立法或處于立法狀態，奧地利、葡萄牙、哥斯達黎加、斯洛文尼亞、南非、哈薩克斯坦等?6?個沿線國家發布了政策宣示，這對于助力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將發揮重要作用。

在促進沿線國家提出碳中和目標的同時，也應防范沿線國家為實現碳中和目標而導致的能源投資政策變化對前期高耗能項目產生的風險。中國應采取適當措施保障投資方向由傳統化石能源項目向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平穩轉變，同時應加入建設脫碳項目的先進行列。2020?年，沿線國家在化石能源領域的累計投資從原來預期的?71?萬億美元下滑?28?萬億美元左右，已有高耗能項目很可能面臨政策轉型帶來的“擱置資產”風險。建議中資企業針對前期投資的高耗能項目發行一定的沿線國家“綠色過渡債券”，以降低前期建設和運營的貸款成本，彌補高耗能項目轉型改造帶來的損失。

加強多邊綠色發展合作，重點加強與中東歐經濟體在經濟、貿易和金融方面的綠色生產網絡合作與布局

加快建設中歐、中英、中法等雙邊和多邊國際綠色發展平臺，積極利用沿線國家綠色投融資合作；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綠色投資的先進經驗，促進綠色投資帶來的低碳技術溢出。

我們的測算表明，中東歐國家在綠色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建議重點加強與中東歐國家的綠色發展合作，發揮中東歐國家在沿線國家全球生產網絡中的關鍵樞紐作用和區位優勢，重點借鑒其具有比較優勢的汽車工業、裝備制造業和機械設備等交通運輸行業的綠色生產經驗。截至?2020?年年底，中國累計對中東歐國家直接投資?31.4?億美元，僅占?2018?年中國累計在沿線國家直接投資?986.2?億美元的?3.2%，中國與中東歐地區的綠色投融資合作有很大發展潛力。

優化綠色投資主體結構，防范氣候融資風險

防范氣候融資風險，將發展氣候金融放在更加突出的戰略地位。建議投資企業充分考慮沿線國家氣候投融資項目體量大、參與機構多的特點，謹慎評估氣候投融資風險，在沿線國家建設具有氣候韌性的基礎設施，以提高其環境效益的可持續性。氣候金融是防范上述風險的重要工具，而當前中國氣候金融發展仍有待提高。建議中資企業嘗試尋求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加強與多邊金融機構合作，拓展“混合投資”，借助外資金融機構的融資和風控能力進行融資渠道拓展。

進一步優化沿線國家綠色投資主體的資本結構和債務結構。目前，國內金融機構對沿線國家投資風險評估和保護機制不健全，亟待優化升級風險評估理念、評估架構、評估工具；同時，應盡快建立糾紛解決機制，并逐步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加強政策性保險支持。建議豐富債務性融資渠道，適當發揮股權性融資的作用，改善投資主體的資本結構，以支持后續的債務性融資。

 （作者：夏炎，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姜青言、楊翠紅、汪壽陽，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