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1日上映的 《北京遇上西雅圖》，以5.2億元的票房刷新了當時的國產愛情片票房紀錄。

《超時空同居》連續八天登頂中國內地票房單日冠軍，將引進片 《復仇者聯盟3》等甩在身后，成為近來國產片的一匹出人意料的大黑馬。

獨孤島主

這類算不上是大制作或具備“經典”價值、但在中國電影當下的作品整體序列中屬于 “正常”的影片，其對電影工業的積極意義其實比市場意義要重要得多——一個真正成熟的電影生產體系中，各方面水準都到位且能夠相當落力揣摩到觀眾心理的作品其實應該成為常態。

截至寫作本文之時，國產電影 《超時空同居》不僅連續八天登頂中國內地票房單日冠軍，將引進片 《復仇者聯盟 3》與 《星戰外傳：游俠索羅》甩在身后，且總票房超過七億元，成為近來國產片的一匹出人意料的大黑馬。導演蘇倫擁有將近二十年的影視從業經驗，亦是徐崢拍 《港囧》時的執行導演，在反復琢磨劇本與觀眾有效互動節奏的基礎上，編導了此片，作為導演處女作，出手相當可觀，亦讓人看到國產小成本愛情電影的最新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即來自都市愛情類型電影自身的話題延伸、明星效應以及對當代都市人群的共情程度，體現在 《超時空同居》中，則又加上了對于科幻類型要素的短暫挪用。影片中，分別住在1999年及2018年同一間上海老式舊屋中的公司職員陸鳴與珠寶店導購姑娘谷小焦，因為一次時空連通的技術誤操作而出現在了同一個空間中，他們共處的是兩邊如同鏡像的新舊房間，以及連在一起、但從不同方向打開分別是1999年及2018年外景的門。對時年25歲的陸鳴與32歲的谷小焦來說，如何正確面對眼前這個來自未來/過去的同居房客以及他們各自所負載的年代，構成了劇情發展的主線。而當陸鳴無意中參與了對未來功成名就的自己歷史的重寫，他與谷小焦這場萌發于意外、轉濃在跨時空情境下的愛情所遭受到的挑戰，已經超出了一般常規愛情電影的現實層面焦慮范疇。

超時空相遇的設定，從影片的類型設定本身來說，對劇作本身張力的拓展有相當大的能量支撐，無論是過去的人走到未來見到新世界，抑或現在的人回到過去看自己的年少，影片給出的基本設定是自己不能夠碰上不同時代的自己，一旦試圖這樣做，便會遭致天崩地裂。應該說，這一科幻設定的理論基礎在片中沒有得到足夠清晰的表述，加之對于谷父的事情鋪墊不足，導致最后的逆轉看上去很突兀，但它的存在直接導致了現在的陸鳴試圖修正作為闖入者的過去的自己所作出的舉動，來維持現實的歷史不被改變。這成為影片中后段的敘事主線，在陸/谷二人套路化的相愛之外，他們如何與自己戰斗，也成為現實的焦點。

而真正支撐該片成為票房黑馬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不管偽科學的設定如何在劇作的時空情境里大做文章，電影自身并未陷入獵奇的想象景觀，相反，更趨堅定地以一種正向的原初情感來打動觀眾。片中男女主角相互串到對方的時代，在世紀末的街頭騎單車、到現時刻的酒吧一醉方休，包括陸鳴冒充谷小焦男友赴宴造成的喜劇效果，皆不斷提示 （尤其是上海土生土長的）觀眾自顧一種 “昨日之事不可留”的悲喜交加，以及對原真的質樸情感的留戀。

事實上，這種百試不爽的 “難侶戰勝富貴人”敘事正是 《超時空同居》藉以動人的基礎，這其中的質樸一面，也許恰恰是目下電影市場（尤其是高票房商業片）所普遍缺乏的，即是真正著眼于真實存在的現實中國人或事，從普羅大眾情感出發結構出一部商業類型片的吸引力。前幾年同樣以黑馬之姿出現的 《失戀33天》《北京遇上西雅圖》等作品，已經身體力行展示了由普通人生命經驗的細微之處捕捉別開生面景觀的努力。他們屬于 “正常”的中小成本商業制作，同時亦在既有的框架內，試圖尋找與當代人情感具有深刻共鳴的思想資源與體驗。

《超時空同居》中最令人動容的橋段之一，是陸鳴戴上眼鏡冒充中年的自己，到谷小焦的別墅中向她囑咐今后的生活，雖然在現實邏輯上，陸鳴決定這樣做頗難令人相信，但雷佳音飾演的陸鳴與佟麗婭飾演的谷小焦在這一場戲中天衣無縫的表演，令這一場景充分爆發出電影造夢的魅幻效果。陸鳴與未來的自己從身份到性格的強烈反差，看起來是一種地位差異的投射，實質上仍然回到了對于具體個人看世界的純正心性的保持與否。這一點直接影響到影片最終 “逆轉未來”的人物行動基礎。

劇作技巧方面來看，陸鳴在改變人生的關鍵時刻作出與既定事實產生分歧的決定，進而將既存的已經喪失良知的中年自己從人生中抹去，節奏上顯得突兀，內在仍然是對于置身超大城市的奮斗個體之 “本心”的追尋。片中出現了不少從老房子視角仰望上海地標建筑的鏡頭，除了點明地理位置 （也許是黃浦區靠近外灘某處）之外，亦通過每次他們打開門看到的安置在同樣視角的不同時代城市樣貌來展示上海20年來的變化。尤其在最后場景中，上海的最美城市圖景被反復展現，人物的命運與城市的今昔緊密貼合，他們同時是觸不可及的無言情書正反兩面。影片將年輕的陸鳴年齡設定為25歲，谷小焦則是而立之年，既為他們20年后的重逢做好了鋪墊，同時亦直接排除了不接地氣的青春偶像式演員或角色的存在，將觀影的核心焦點放置在正常社會的正常人上。

從商業角度， 《超時空同居》固然是精打細算地迎合觀眾；由工業角度，這部電影其實是成熟技藝的一個范本，讓人信服且有幸福感地乍悲乍喜，不是隨便湊幾個段子就可以做到的。而這類算不上是大制作或具備 “經典”價值、但在中國電影當下的作品整體序列中屬于“正常”的影片，其對電影工業的積極意義其實比市場意義要重要得多——一個真正成熟的電影生產體系中，各方面水準都到位且能夠相當落力揣摩到觀眾心理的作品其實應該成為常態。這不僅僅指影片創造了怎樣可供模仿復制的類型或模式，事實上，是對待創作的觀念決定了影片的質量，進而影響到其市場表現，而非反其道而行。 《超時空同居》正是在對創作每個環節及最大眾的情感需要充分尊重的基礎上，達到了一次實至名歸的成功。

（作者為戲劇與影視學博士、影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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