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全球溫升控制目標要求各國加快行動、加強合作

各種科學評估表明，實現?2℃?以內的溫升控制目標，各國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政策措施，盡可能早地實現能源體系的凈零碳化轉變，進行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轉變。21?世紀中葉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要下降一半左右，下半葉要實現全球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這個轉變的難度很大。實現目標的可能性目前仍然存在，但時間窗口已經剩余不多，行動緊迫性日益提高。多個國家已經逐漸采取了應對氣候變化措施，開始認真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各國按照《巴黎協定》要求提出了自己的“國家自主貢獻”行動目標和方案，但目前的承諾行動如果不能盡快加強，2100?年全球溫升將很可能達到3.0℃—3.2℃，遠遠超出?2℃?目標的減排要求。人類社會面臨的風險明顯加劇。各國必須加快和增強減排行動，才可能抓住時間窗口，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

發達國家必須盡快實現低碳轉型發展

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對當前的全球氣候變化負有主要歷史責任和很大的現實責任，發達國家需要繼續率先減排，盡快實現低碳轉型發展。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向低碳發展轉變，轉型路徑各有特點，歐洲明顯走在了前列。歐盟?28?國?2015?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合計已經比?1990?年下降了?23.7%。低碳發展需要堅定的政治意愿和社會共識以及法律基礎，而在德國、英國、法國以及北歐，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社會和政治基礎已經基本形成，綠色低碳發展轉化為強勁的內部驅動力。歐盟和許多歐洲國家在管理體系機制、經濟結構、能源結構、技術研發、公眾意識等方面都開展了積極探索，并且取得了顯著成效，低碳轉型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積極的遠期目標已經確立并逐步實現。

美國低碳轉型明顯落后于歐洲。2007?年美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達到峰值，比?1990?年增長了15.5%，2015?年美國排放量比?2007?年下降了10.4%，但仍高于?1990?年的水平，明顯沒有達到《公約》的要求。奧巴馬總統氣候政策措施的核心“清潔電力計劃”也僅能使?2025?年化石能源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減排?14.6%，其承諾的全經濟范圍溫室氣體減排?26%—28%?的目標可否實現還有較大不確定性。特朗普總統如果退出《巴黎協定》，廢除“清潔電力計劃”等氣候政策，將會使美國減排目標成為未定變量。盡管美國國內相當數量的地方政府和產業界反對特朗普的后退政策，仍然堅持既定的減排和低碳轉型方向，但美國政府的倒退使其明顯喪失信義，成為消極因素。

最大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氣候變化這樣的人類重大挑戰問題上，政策反復搖擺，囿于國內選舉政治和部分集團利益，形不成必要的政治共識，處理不了重大的科學性、戰略性問題，表明其已經難以引領世界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潮流，并且在發達國家里也成為孤立少數。歐盟等國家和集團雖然積極推動低碳轉型，有國際合作意愿，但也難以形成決定性的引導集團；對美國的倒退雖然十分不滿，但也只能靜觀其變。發達國家在低碳轉型發展方面出現的巨大分化，給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增添了新變數。

發展中國家必須盡快實現低碳創新發展

多數發展中國家還處于欠發達狀態，有些國家人均GDP（2016?年）尚不足?500?美元，有些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2013?年）還不到?0.05?噸，但也有個別國家已經超越美國的人均排放水平。中國等新興國家，已經在經濟總量上進入世界經濟前列，同時也成為主要排放大國。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增量都已經明顯超過發達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期望盡快發展起來，以擺脫貧困，實現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綠色低碳發展，開始對全球氣候變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特別是主要的經濟大國完成了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實現了低碳發展。即使歐盟內部一些走在轉型前列的國家，也還是處在離起點近、離終點遠的位置上。發達國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既能實現快速發展，又能大幅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現成模式。發達國家是在實現高碳發展后向低碳轉軌，而發展中國家如果學習發達國家這樣的發展模式，必將重復高碳發展的老路。如何開拓綠色低碳發展新模式，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大挑戰。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就有可能實現蛙跳式發展，越過傳統高碳路徑，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濟差距。也只有這樣，世界才能在全球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更多國家和人民享受到發展成果的同時，實現全球碳排放總量盡早達峰并較快下降，使得全球?21?世紀后半葉實現零碳排放，從而實現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

發達國家中，許多歐洲國家以及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已經走出了不同的能源和排放路徑。許多歐洲國家和日本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最高人均能耗、人均碳排放水平遠低于美國和加拿大，形成了與高碳的“美加情景”所不同的相對低碳“歐日情景”發展路徑。這表明“高碳發展”并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發展中國家應當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積極主動開展政策干預，轉變發展方式，降低經濟發展伴生的碳排放。通過制定和實施積極的應對氣候變化、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就可以在相對低的能源、資源消費基礎上，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世界的低碳技術發展迅速，已經可以提供實現比“歐日情景”更加低碳的發展前景。

《巴黎協定》推動了全球氣候變化合作，也是不斷強化應對行動的新機制

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必須依靠全球合作行動。一方面，全球各國應秉持同樣的理念，積極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以期實現全人類共同的目標；另一方面，考慮到各國國情和能力的不同，能力欠缺的發展中國家應當在采取這些措施時，得到必要的支持。從《公約》到《巴黎協定》，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共同而有區別、自下而上、合作支持、不斷強化的共同行動模式。充分尊重國家主權，由各國按照全球共同目標的科學要求，根據自身發展優先事項，確定擬采取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發展中國家還將獲得必要的支持，從而最大程度上動員世界各國積極參與和實際行動；在充分、透明的目標和進展信息交流中，不斷盤點全球行動的進展，各國自愿動態更新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形成一個逐步強化的進程性安排，最終實現全球目標。這一模式以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認知和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思想為基礎，各國主動采取行動，不介意其他國家“搭便車”，通過低碳轉型發展和低碳創新發展，形成新的發展理念、經濟競爭力和政治話語權，反映了全球氣候治理的體制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