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元正在進入3-5年的強勢周期，在全球主權債務規模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勢必使許多以美元計價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背負更大的海外負債風險，并推升全球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上升。

全球債務水平處于持續上升之中。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07年中旬、金融危機前全球債務總規模僅為70萬億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這一規模就已攀升至100萬億美元，漲幅逾42%，全球債務負擔占國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其相關平臺已成最大債券發行者。除發達經濟體之外，新興市場在金融危機后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信貸的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債務大幅增加。當前，各國政府出于控制經濟風險繼續上升而著手降低杠桿，債務要得到清償，也即“去債務化”、“去杠桿化”。許多國家必然要經歷財政緊縮的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降低負債，修補資產負債表，這個過程仍將持續數年，這些均將對經濟增長動力形成負面影響，抑制總需求的增加。

根據IMF預測，2014年，發達經濟體的總債務為50.95萬億美元，規模同比上升2.32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的負債率為108.32%，同比上升0.66個百分點，債務風險依舊困擾著發達經濟體。又有統計數據顯示，全球債務總負擔（包括私人部門債務和公共部門債務）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2001年的160%，升至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的近200%，到2013年更是達到215%。

歐債主權債務依舊潛藏風險隱患。歐元區內部進行的調整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債務危機的根源。從目前歐盟經濟表現來看，成員國間的經濟不平衡為后期財政聯盟一體化等進程埋下隱患。數據顯示，截止2014年三季度，歐盟公共債務總額為11.98萬億歐元，占GDP的86.6%，同比增加1.3%。其中債券9.71萬億歐元。在各成員國中，希臘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最高，達176%，其次是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別為131.8%和131.4%。近一時期以來，隨著歐元兌美元暴跌，歐洲債務壓力進一步增強。

日本債務融資壓力進一步上升。日本政府的改革對于解決日本的結構性失衡并未起到根本性作用。結構性失衡表現為一方面私人部門儲蓄過剩，另一方面要以巨額的財政赤字來吸納這些過剩的儲蓄，這繼而導致公共部門債務規模急劇擴大。日本政府2014年度預算案總額達95.88萬億日元，為歷史最高水平，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例高達247%。2014年日本政府債務還本付息占經常項目財政支出將近1/4，同時，隨著美聯儲啟動政策退出可能引發全球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未來很可能提高日本債務負擔，加大主權債務融資風險。

此外，新興經濟體債務風險也開始驟增。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新興經濟體在金融危機之后有明顯的“加杠桿”趨勢。2008年以來，全球總需求水平不足明顯降低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需求，導致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經濟體外部盈余大幅減少，意味著新興市場經濟體從外部獲得的流動性出現緊縮。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新興經濟體要么吸收國外融資，要么通過內部融資彌補從外部獲得流動性的不足，這導致了從國際收支或是國內各經濟部門來看，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杠桿普遍上升。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發展中國家自身存在的弱點導致其更容易積累風險,而且抵御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更弱,因此主權信用惡化的風險也更大。

當前，美元已經進入強勢周期，將會使許多以美元計價的新興經濟體海外債務風險，并推升全球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上升。據IMF統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的非金融類企業的海外發債規模出現了急劇飆升，其本質大多是新興市場大企業利用離岸子公司通過在離岸市場所發行的債券、跨境外幣貸款來進行資金套利交易。BIS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新興市場借款人總共發行了約2.6萬億美元的國際債券，而其中大約四分之三是以美元計價。與此同時，跨國銀行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發放的跨境貸款在2014年年中總計達3.1萬億美元，這些貸款大部分也是以美元計價。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測算，2014-2018年，所有新興國家需要展期的企業債務將達到1.68萬億美元，其中約30%以美元計價。美元步入升值通道，新興經濟體債券展期成本將顯著上升，債務風險將隨之升溫。

中國企業也面臨非常大的債務風險，企業本幣資產和外幣負債導致的幣種錯配風險日趨嚴重。BIS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6月份中國境外銀行債務敞口已高達1.1萬億美元，債務余額全球第七位，新興市場第一位，年均增速全球第一，隨著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出現持續下跌，中國企業債務風險敞口進一步加大。（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