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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婦聯受理信訪中有關家暴的居前列 李明蓉代表建議
法制網記者 劉百軍
“家庭暴力是當代社會的一個頑疾，吞噬著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反家庭暴力任重而道遠，為此應當盡快制定一部專門的反家庭暴力法，并在司法程序上采取一些便利措施，使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有一系列完善的程序和救濟措施。”今天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民盟福建省副主委、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明蓉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因家庭暴力導致的惡性案件增多
據介紹，近年來，以身體傷害、冷暴力等為主要表現的家庭暴力現象在我國婚姻家庭領域呈現出不斷蔓延的趨勢，已成為影響社會安定、家庭和睦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福建省婦聯受理的家庭暴力信訪數據為例，2007年共受理1993件，占信訪總量的15.6%；2008年受理2002件，占18.8%；2009年受理1832件，占19.5%；2010年受理1659件，占19.7%，2011年1至9月受理1244件，占23.7%。這表明，家庭暴力信訪居各類信訪問題前列。其中夫妻間實施家庭暴力占了絕大部分，達到90%以上。
“過去家庭暴力主要發生在農村、流動人口、城市中的低文化、低收入、人口多的家庭，現在知識分子家庭、干部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也時有發生，呈現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從低學歷的農村婦女轉向高學歷婦女、從低層次家庭向高層次家庭發展的趨勢。”李明蓉說。
漳州法院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因家庭暴力導致家庭破裂，家庭成員傷殘、自殺或他殺的惡性案件增多，家庭犯罪率升高。往往案發前均因瑣事引起，由于日積月累產生積怨，矛盾得不到化解，逐漸升級后造成嚴重后果。
李明蓉認為，家庭暴力多發生在家里，鮮為人知，家庭內部事情普遍被看作是一種個人隱私，公眾對此往往“視而不見”，司法機關一般也不主動介入，被害人特別是女性，在受到侵害時，寧可在家忍氣吞聲，不愿聲張。長久的家庭暴力容易引起家庭成員尤其是受暴者心靈的扭曲，導致家庭成員的逃避、恐懼感，對下一代造成陰影等不好的影響。
立法不足導致制裁家暴存在執法上不足
“當前對家庭暴力的法律規制散見于婚姻法、婦女權益保護法、治安管理處罰條法等法律之中。由于存在規定不明確、立法分散、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執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常常因缺乏法律依據，無法可依，對家庭暴力行為認定難，對施暴者的刑事處罰難，導致受害者求助無門，受害者的正當權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李明蓉指出。
此外，我國對家庭暴力受害人法律救濟主要是事后懲罰救濟和事中的勸阻調解救濟為主，缺乏事前救濟手段。事中勸導、調解需要當事人的理解和配合，在輕微暴力案件中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嚴重的暴力案件中難以奏效。相關法律只規定了基層組織勸阻、調解的義務，對家庭暴力必須的緊急庇護、法律援助和醫療援助、心理干預以及司法機關等公權力的介入缺失，使受害人求助無門，助長了施暴者的氣焰。實踐中，大多數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行為很少進入公訴程序，而是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則走自訴程序，真正由司法機關介入處理的較少。
“為此，應當盡快制定一部專門的反家庭暴力法，并在司法程序上采取一些便利措施，使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有一系列完善的程序和救濟措施。”李明蓉表示。
她向記者分析稱，現行的刑事法律中對有關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如虐待、遺棄等多以“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為條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將其列為自訴案件，這勢必會把相當一部分家庭暴力行為不當地排斥在刑事干預之外。在民事法律方面，婚姻法對家庭暴力未做明確界定，最高人民法院雖然對此作出司法解釋，但該解釋將家庭暴力的范圍限定過窄，不利于防范和遏制家庭暴力。在程序法方面，對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處理程序和證據規則，這必然導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舉證負擔過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實難以認定，在客觀上使一些施暴者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
“針對我國家庭暴力的現狀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預現狀，在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專門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李明蓉強調。
應當設立專門的家事法庭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應當制定一些切實可行的制度，以使反家庭暴力的行為能夠得到明確的法律制度的保障。”李明蓉對這部專門法律有自己的構想。
她認為，除了應當明確家庭暴力的概念外，還應規定在刑事訴訟中，在征得被害人一方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由公訴機關對施暴人提起公訴。同時，被害人自行起訴的權利也應當得以保留。在證據方面，在不違反法律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對有關家庭暴力的民事損害賠償涉及的證據的采信、證明標準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規定，適當減輕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舉證責任。
“應當設立專門的家事法庭。針對家庭暴力案件隱蔽性和反復性的特點，設立專門的家事法庭審理家庭暴力案件，加強業務培訓，不斷提高法官公正審理案件的能力和水平。”李明蓉說。
本報北京3月5日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