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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匹茲堡會議即將揭幕，如何引導全球實現經濟可持續性復蘇與退出策略實現平衡是會議關注的焦點，盡管退出策略由于時機尚不成熟而難以成行，但是另一個旨在推動全球可持續性、均衡性復蘇的，名為“可持續和均衡增長框架”的建議卻在悄然醞釀之中。這項框架協議細節尚未披露，但很可能涉及：美國增加儲蓄并減少預算赤字、中國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增強內需等一攬子建議。這不僅對全球經濟走出周期性危機，也將對全球經濟走向結構性均衡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此次金融危機和歷次危機最大的不同在于：這次危機不僅是周期性的危機，更是一次是累積性的“結構危機”，而這其中世界消費與儲蓄結構的失衡就成為傳導失衡的重要一環。消費與儲蓄的本質是生產與需求的關系問題，它涉及到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問題，而這也是資本論體系分析的關鍵所在。近年來世界消費與儲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長著”。全球失衡的系統中，“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美國成為中國的消費主體，中國成為美國的儲蓄主體，本應在本國內部實現的均衡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較優勢，將“生產、消費、投資”運行環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重組。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就通過全球化體系表現為順差國與逆差國（資本輸入國與資本輸出國）之間的矛盾，一國的內部失衡也就表現為各自的對外失衡。
上世紀90年代后，全球經濟不平衡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入了高潮。全球失衡為何加劇，這需要從更深層面去審視，特別是要從全球分工體系的結構演進上去考察。事實上，在過去的20多年中，全球產業分工深化，虛擬資本大發展，要素和資本的全球化流動，以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霸權地位的鞏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全球分工將世界分為兩類國家即儲蓄不足的消費型國家和儲蓄剩余的生產型或資源性國家。對于儲蓄剩余的國家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資源輸出國以中東、俄羅斯、巴西為代表；一類是工業制成品輸出國，以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為代表；儲蓄不足國家,除美國之外,規模較大的經濟體,幾乎都是工業發達國家,包括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利用比較優勢，美國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依靠高儲蓄、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由此形成了消費儲蓄國、順差逆差國之間“脆弱的平衡”和東西兩大經濟格局。
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要國家出現內部經濟失衡。全球失衡涉及到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階段，具有十分復雜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原因。這就決定了糾正全球失衡的措施必須是全球性的、長期的和復雜的，而不是短期的政策性調整能夠改變。因此，糾正全球失衡就需要各國政府調整內部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同時需要全球多邊的聯合行動和政策的協調一致，力求通過國際協作和協商構建新的多邊的全球制衡體系。
令我們慶幸的是，G20會議已經將全球均衡系統的建立提上了議事日程。金融危機后全球儲蓄-消費格局必定發生重大改變，其非常顯著的特征和趨勢就是中美都將向有利于本國均衡的方向收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透支消費模式難以為續。全球產業分工、貿易分工將隨著發達國家向實體經濟回歸，產業轉型以及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升級而發生重大變化。國際金融體系、貨幣體系也將隨著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發展中國家在IMF中的話語權的加強、國際金融新秩序的逐步建立而得以均衡發展。（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