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昨日在“后WTO時代·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上說。幾年前李揚曾經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中唯一的學者成員。
“道理很簡單，無論是貨幣供應的可控性、可測性、相關性都已經是在每況愈下。”李揚建議，央行可以在利率、銀行信貸、通貨膨脹三個目標中做出選擇。
李揚表示，央行可能年初定M 2為15%，到年末結果卻是19%，“年初信貸目標兩萬五，最后實際情況高達四萬”，“這很難說有效率了”。
貨幣供應的可控性正在降低，按照貨幣原理，中央銀行控制基礎貨幣時會考慮兩個因素：貨幣乘數和準備金。事實上，央行對基礎貨幣的控制很有力，但是遺憾的是，貨幣供應量卻并沒有被控制，表明之間的相關性正在減弱。
而多種原因造成了央行的窘境。首先，貨幣乘數似乎已經難以受到控制，而且中國特色的準備金制度也不利于調控，銀行在上調或者下調準備金時都顯得比較從容和舒服。
其次是外匯市場方面，多年來形成的外匯流入壓力自然會對貨幣政策造成重要影響，儲蓄大于投資的長期趨勢造成對外部門長期順差，從而給貨幣政策帶來單方壓力。
接著是支付制度的變化，譬如大額實時支付乃至全額實時支付將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巨大影響。
此外，貨幣供應與GDP以及物價水平走勢的相關性降低，“貨幣供應已經不適合作為宏觀調控的一個一定要落實的指標了。”李揚說。從全球來看，1993年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做證詞時已強調美國貨幣供應量已經不是調控目標了。
李揚還認為，以資本充足率和風險管理為核心的金融監管框架的實施，改變了貨幣政策的實施制度環境，也就是說資本管理本身有可能覆蓋貨幣政策的效果，諸如準備金等措施所起的作用完全被覆蓋在日常監管中。
誰來替代貨幣供應量呢，利率、銀行信貸還是通貨膨脹？
李揚認為，利率是否可行首先要看中國利率結構是什么樣的，“一個利率能否成為基準利率取決于很多條件，我覺得現在條件不太具備。”
第二個改革方向可能是銀行信貸，近期以來有學者著書認為，在調控中銀行信貸比貨幣供應重要，這是恢復了在貨幣經濟學界的老看法，但是目前仍需要更多研究佐證。
“第三個方向就是通貨膨脹目標式了。”李揚認為，首先必須具備幾個條件，比如經濟條件要有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金融條件需要有市場化的組織體系和市場體系，操作條件必須保證貨幣政策有效，要建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機制等等。
“下一步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轉變包括提高中央銀行獨立性，獨立的含義指要獨立于政府、獨立于財政、獨立于企業、獨立于市場。”李揚建議，央行應當研究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轉變，應當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公開性和可信性，現在的貨幣政策不能出其不意。
此外，李揚還對金融監管框架提出建議，他認為應當加強金融的監管協調，在確定各專業監管當局監管功能和監管職責前提下，實現專業化，統一各監管當局的監管原則、制度、標準、程序、技術、方法；統一信息建議共享平臺；處理涉及多家監管當局的綜合類金融問題。
“中國以后應該有一個常設性的協調機構，這個機構應該處理標準的統一、信息的統一以及金融部門作為一個總體和部門外的協調問題，這就是金融監管協調。”李揚說。□本報記者 唐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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