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將出臺放寬民營企業準入限制的政策。”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17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次演講中透露。周小川認為，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民營企業受到過多投資準入限制、進而強制性儲蓄所致。他開出的藥方是對民間資本放開準入限制，尤其是目前準入限制頗多的高端服務業。
自此輪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不斷有聲音指責以中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和產油國，認為其以高儲蓄率和外向型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并引發了此輪危機。
具體而言，低儲蓄、過度消費的美國大量進口商品，形成巨額貿易逆差，美元通過貿易渠道流出美國；高儲蓄的中國等新興國家大量出口，積累了高額的外匯儲備。而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回流美國，支撐了美國政府和居民的高負債消費。不均衡的世界經濟格局逐步形成，并不斷強化。
為此，他們給中國經濟開出的藥方有兩個，一是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的貢獻率，降低過高的儲蓄率；一是人民幣升值和開放資本市場。但周小川認為，并沒有明顯證據顯示，新興國家高儲蓄率與美國的低儲蓄率之間有顯著的因果關系。同時，匯率和資本市場開放也非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手段。
數據顯示，中國的家庭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自1992年至2007年一直穩定在20%上下；同期的政府亦即公共部門儲蓄占比，雖然從4.4%提高到8.1%，上升了近一倍，但基數較小；而基數較大的企業儲蓄占比迅速攀升至22.9%，漲了一倍。這組數據表明，企業儲蓄大幅增長對推高儲蓄率的作用非常顯著。
“企業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增長如此之快，占比如此之高，世界上也非常罕見。企業儲蓄為何如此之高？”周小川歸因于資本回報率高、行業準入限制導致的企業強制性儲蓄。
“與計劃經濟年代相比，現在制造業領域的管制已經不多了，但高端服務業仍存在大量受限情況。”周小川說，這就導致了一種怪現象：允許民間資本投資的領域一窩蜂地投；投資受限的領域，尤其是電訊、金融保險、教育、醫療健康等高端服務業，投資和供給卻不足。準入的領域投資過于擁擠，已出現產能過剩，競爭白熱化。利潤較高的服務業不允許投資，資金就可能變成強制性儲蓄，變成外匯尋求在海外投資。
周小川認為，行政管制與企業高儲蓄率之間存在明顯因果關系。事實上，蘇聯、東歐和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高儲蓄率均已證明了這一點。在嚴厲的計劃管制下，企業無法將所得剩余用來投資，從而導致企業高儲蓄。
數據顯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60%至70%，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國家這一比例也達50%以上，但中國的數字僅為不到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