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畢業證上不會再有‘錢偉長’三個字，但您，永遠是我們的校長……”在上海大學哀悼老校長錢偉長的網站上，一名學生這么留言。
1983年，錢偉長來到上海大學的前身上海工業大學——一所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工科學校擔任校長，1994年，他續任新的上海大學校長，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國年齡最大的大學校長，也是擔任校長時間最長的高校校長。“錢校長”，也是錢偉長生前最喜歡的稱呼。
當錢偉長這位杰出的大學校長溘然長逝之際，許多大學校長緬懷錢老，進而深入思考著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大學校長？
大學校長首要目標是培養人，培養“全面的人”
2005年7月，上海大學畢業典禮，93歲高齡的錢偉長穿著大紅的校長服，顫巍巍地出現了，當時他需要人攙扶走路，口齒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學子，卻終生難忘校長的臨別贈言——“我們的校訓是‘自強不息’，我希望加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憂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偽劣產品那么多。孩子們，你們是否能記在心上？”
全場震撼，繼而大家熱淚盈眶。這是錢偉長最后一次出席畢業典禮。
錢偉長高足、上海大學常務副校長周哲瑋說，開學、畢業典禮每年親躬，這是錢偉長校長留給上大校領導的“傳統”。曾有人問年事已高的錢校長：每年參加開學、畢業典禮，累不累？他回答：“校長就應該親自把自己的學生送走，送到國家的各個崗位上去！”
為國家民族培養人才——這是錢偉長作為大學校長的矢志追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認為，大學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培養人才。大學應以育人為本，崇尚學術，應把人才培養和繁榮學術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
因為耳目一新的演說詞而被學生昵稱為“根叔”的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說：“我們是研究型大學，但不是為研究而研究，這個研究的本身也是在培養人，培養人是我們根本的任務！”
大學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錢偉長提出，大學培養出的學生，首先應該是一個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個擁有學科、專業知識的人。
復旦大學多年來探尋“通識教育”，校長楊玉良說，推行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培養的學生，真正成為一個人格完整的人。在通識教育中，我們要告訴他們：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什么？世界優秀文化是什么？怎樣看待自己？怎樣站在全球視野中看待自己的國家？怎樣以歷史的、中國的立場看世界？
錢偉長有句名言：“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專業”。周哲瑋說，高校對人才綜合素質的培養，首先就要從為國家、為人民奉獻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開始，否則培養的人才也是“廢才”“庸才”，甚至可能是“壞才”。李培根表示：大學本身應該承擔社會責任，我們培養的人才，也應該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不久前公布，紀寶成表示“歡欣鼓舞”，他說：當前貫徹《綱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將高校發展從以外延擴張為主的軌道轉到以內涵提高為主的軌道上來，把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放在核心地位。
“大學校長不是官”
錢偉長生前有諸多頭銜，但他最喜歡的是“錢校長”。因為“校長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事實上，錢偉長雖然為上海大學發展嘔心瀝血，但他是一名“義務校長”－－在上海大學是不拿工資的，也沒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學校里。
“高校行政化”近年一直遭到詬病，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
“我們大學存在的官氣多了一些，學氣少了一些。這個官氣不僅表現在大學干部層面，而且甚至表現在我們一些做學問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學者可能完全沒有領導職位，但是不等于說他腦子里面沒有官氣的影響。”李培根反思說。
楊玉良并不贊同“大學行政化”這個提法，因為“行政化”的概念有些含糊。他認為，如果“行政化”指的是行政對學術的干預，那么還不如將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加以區分和界定。如果“行政化”指的是大學里的官僚化傾向，那么我們應該更加鮮明地提出來并加以反對。
他說：“我不贊成高校存在行政級別，高校行政級別的真正弊端在于，它為政府和教育行政機關過度干預高校辦學自主權提供了依據，它也為大學內部管理的官僚化傾向提供了溫床。”
高校去行政化，還需較長的過程。楊玉良贊成大學里干部的任用應該消除行政級別的影響，“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合適的，就可以到合適的崗位去，包括大學校長的任用。既然校領導有行政級別，那么各級就會推演出現諸如‘教授對應于什么行政級別’的荒唐命題。高校內部要消除行政級別，首先要取消校領導的行政級別，并在學校各級干部的任用方法與過程方面都要符合大學作為學術和教育機構的特質，要堅決擯棄政府機關干部任用的習慣做法。”
大學校長應該捍衛大學精神
錢偉長走后，舉國欷歔。人們為什么如此痛惜這位老人的遠去？因為他立德、立言、立行，為后輩樹立良好楷模。
紀寶成說：大學校長向錢偉長學習什么？大學校長應在“學術立校、教化樹人”上下工夫，守護大學的職能和使命，弘揚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
近年來，有關大學的負面新聞層出不窮，學術腐敗、道德失范，個別高校負責人甚至因犯罪而鋃鐺入獄……大學精神的缺失，讓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李培根坦言，審視中國大學的精神，會發覺這方面的不足，一些學校從教育的本質上思考很少，我做校長也反省過我自己，我對教育的本質思考過多少？校長關心的是什么？比如說我們很多的指標，科研經費多少、獲獎多少、論文多少，還有高校排名，做校長的壓力也很大。有時不得不“屈從世俗”－－這是李培根的煩惱，也是很多大學校長的共同煩惱。
“錢偉長一生崇尚科學、追求真理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繼承。”紀寶成說。
李培根表示：“我們以前有一些好的東西，正在逐步退化。大學精神，是需要我們去堅守的，千萬不能丟掉，我們不僅要堅守，還要靠這個去引領社會。”
理想中的大學校長應該是什么樣？楊玉良的答案是：大學校長，首先是社會先進文化的代表，當社會出現失范的時候，大學校長和他的教授們要出來發警示之言；第二，大學校長應該是社會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學校長必須是大學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堅守者；第四，他應該是一所大學學科宏觀布局的總設計師，具體如何辦好一個學科則是這個學科的教授與專家的事。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頒布，證明無論是教育主管部門、教育界自身，還是社會各界，對當前中國教育的認識都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楊玉良說：當大家都能夠坦誠地面對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而不是無端地指責與埋怨，這樣大家會共同想方設法去解決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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