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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再看農村。農業部最新調查發現，去年城鄉收入差距從3.31∶1擴大到3.33∶1，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迄今尚未脫貧的農村人口仍高達4007萬。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近來關于“收入倍增計劃”的討論成為中國上下關注的熱點。
早在今年4月份，溫家寶總理就在《求是》雜志上撰文，表示政府將通過加大稅收調節、打破行業壟斷、取締非法收入和規范灰色收入等具體措施，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而最近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也再次呼吁，應盡快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分配格局。
不少學者將本輪收入分配改革的整體思路概括為“提低、擴中、調高”六個字，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且通過財稅政策對高收入群體進行二次調節。其中，“提低”和“調高”更類似于手段，而“擴中”才是目標和歸宿。
就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人均GDP接近2000至3000美元時，通常會伴隨著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人群的顯著擴張。相比之下，改革開放至今，國人生活物質條件確實得到較大改善；但中等收入者并未大量出現。由于片面強調效率、忽視公平，近年來中國收入分配不均和貧富差距已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依據一項獨立調查，去年中國貧富收入之比為1：13。
“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帶來的最大危險，在于沒有龐大的中產階層作為緩沖帶，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往往激烈；而在“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中，中間階層成為社會主流，能起穩定器的作用，同時政府對弱勢群體的補貼負擔也相對容易。北歐國家的實踐證明，這樣的社會結構是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持久繁榮的。
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如今已步入了深水區，零敲碎打式的增量改革已沒有多少余地，剩下的就是直面矛盾的核心：重新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但這又離不開一系列堅實的制度保障。例如，要實現所謂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首當其沖的兩個重要文件就是《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和《工資條例》。
曾被國人寄予厚望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醞釀于2004年，并在2007年至2009年間先后舉行了6次征求意見討論會，至今仍“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據傳仍停留在“修改階段”；而要求職工工資增長與CPI掛鉤、對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進行限制的《工資條例》同樣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各方利益，是導致相關制度性保障一再難產的重要原因。
還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所說的收入，只是名義上的收入。所以，不能僅將“中等收入者”理解為一個純粹的收入分配概念，它更應當是生活質量的體現。顯然，不解決社保、醫保和高房價這些根本的制度性問題，中國就不可能出現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基于這個現實，中國政府和央行與其花大力氣去調控并不十分嚴重的通脹隱憂，不如考慮如何讓國民收入分配變得更合理一些。因此，對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圍繞編制“十二五”規劃綱開展的專題調研以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國人懷著厚望。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 劉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