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合作潛力巨大，無論是在產業、投資還是貨幣金融合作方面都有著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一）產業合作
中國與東盟各方的工業化水平、產業結構及資源稟賦等存在差異,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形成不同的產業協作層面。按照人均GDP、科技發展狀況、工業化水平和貿易模式，中國-東盟的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屬于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新加坡、文萊，具有高科技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優勢；第二層次是馬來西亞，屬于中上等收入水平，具有中等技術及資金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第三層次是中國和東盟的泰國、菲律賓、印尼，屬于中下等收入層次，具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第四層次是東盟北部的柬埔寨、老撾、越南、緬甸，屬于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具有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優勢。如果能夠實現貿易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其市場規模將在世界上各個區域性經濟組織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逐漸形成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相交織的分工體系，從而形成與發達國家間的有力制衡。
（二）投資合作
自2002年11月正式啟動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以來，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步伐加快，中國與東盟相互投資不斷擴大。截至2008年年底，東盟國家對華實際投資520億美元，占中國吸引外資總額的6%。2008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增速大大加快,同比增長125%，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把東盟國家作為其海外拓展戰略的目的地；同時，中國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對東盟的投資也出現快速增長態勢。2008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達21．8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125%。隨著《投資協議》的簽署和實施，一體化的實現和貿易、投資壁壘的降低，產業轉移障礙將大大減少，必然能吸引大量資本向區內轉移。自貿區大規模的FDI和迅速增長的區內貿易促使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呈現系統性改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相互投資和經貿合作必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三）貨幣金融合作
具體而言,自貿區內的貨幣和金融戰略應該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推動擴大與東盟十國進行雙邊貨幣互換的規模。目前中國在該地區只與馬來西亞和印尼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而且規模也不大。中國應該積極推動與更多東盟國家簽署更大規模的貨幣互換協議,并努力在近幾年內將雙邊機制擴大為區域多邊機制,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區內貨幣互換框架；其次,推動人民幣在自貿區內部結算規模的擴大。東盟是我國第四大貿易伙伴,也是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的境外區域之一。2008年,雙方貿易額達到2311.2億美元。這個金額如果以人民幣結算,超過1萬億的規模。同時也可以改善該地區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再次,推動建立與東盟國家的匯率協商及聯動機制,降低美元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鼓勵一些國家實行與人民幣掛鉤的匯率機制；最后，在《清邁協議》基礎上積極促進區域金融合作，建立機構化的區域危機救助機制, 培育包括亞洲貨幣市場基金外匯儲備基金在內的區域金融市場，為推動由“10 + 3”成員國13種貨幣組成貨幣聯盟和亞洲匯率聯動機制做好制度性準備。
三、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
然而中國-東盟合作的戰略意圖絕不僅僅于此，東亞經濟體化一進程正在加速推進。后危機時代“中國-東盟自貿區—東亞經濟一體化—東亞共同體”的發展脈絡依稀可見。目前以“東南亞共同體”為核心，以東盟10+1合作機制（東盟加中國）為第一外圍，以東盟10+3（東盟加中日韓）合作機制為第二外圍，以東亞峰會為代表的“10+6（再加上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合作機制為第三外圍的“同心圓”戰略正在構筑。
一直以來中美兩國都是全球分工體系中最重要的兩級。從全球分工體系來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分工是在價值鏈上比較優勢的分工。全球化分工將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分裂成兩類類國家：以歐美為代表的資本和消費型國家，以東亞為代表的生產型國家。在這個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體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升，促進了全球持續20多年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結果更為懸殊，并使全球供需和分工體系維系在“脆弱的均衡”上。
一場全球金融海嘯，改變了全球經濟力量的對比。全球金融危機雖然給全球帶來痛苦的調整，然而這也恰恰是打破當前這一 “脆弱平衡”的一大契機。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將使其對歐美市場的依賴度明顯下降，大幅提升對區內需求的依存度，這將會深刻改變全球的經濟和貿易結構。可以預期的是全球力量格局很可能向快速增長的國家和經濟體轉移，下一輪增長的強大驅動力，將來自于中國等在內的東亞新興經濟體國家，一個更加均衡、更加富有活力的國際經濟新格局正在形成。（張茉楠專欄國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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