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量少使用漢字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的原動力，就是日本發現跟錯中國這個老大帝國的“師傅”，特別是大清1840年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教訓，強大的危機感不僅促使日本產生“脫亞入歐”的迫切感，還在知識分子中產生廢除漢字的強烈要求。幕府末年，前島密向德川將軍上書《漢字廢止之議》，就主張效仿西洋采用音符字而廢棄漢字。以后，在明治、大正、昭和前期，不斷有折衷方案，即限制漢字使用的方案，如《常用漢字表》和《標準漢字表》的法制化。
1923年的《常用漢字表》，就限制只可使用1962個漢字(小學國語教科書只收1360個字)；1942年再發表《標準漢字表》，準許使用常用漢字1134個，準常用漢字1320個，特別漢字74個，總共是2528個字。后來再修正為小學教2669個，唯一般人使用不受限制。
戰后，限制使用漢字的勢力更抬頭，加上美國占領當局的示意，1946年12月公布新的《當用漢字表》，共收1850個漢字，規定所有教科書、報紙及官廳文書，不得使用當用漢字以外的漢字。1947年9月，又發表《當用漢字別表》，只有881個字，從此接受6年小學義務教育的日本人，只須學習881個漢字。
日本的國策是，雖然不廢除漢字，卻通過減少使用、簡化寫法、整理讀音，以達到限制使用漢字數量的目的。比如，一、同意義的字，廢掉不常用的；二、盡量淘汰筆劃多困難寫的字；三、科學術語、農工商用語，盡量廢掉漢字；四、可以用假名直接表示的詞，盡量避免使用漢字；五、新輸入的外國地名、人名、新術語，原則上用假名譯音，不使用漢字。
中日漢字簡化異同
文字的基本任務是溝通，而漢字對日本人來說歸根究底還是一個舶來品，更需要易寫、易記、易學，因此最初、最積極簡化漢字的工作就在日本展開。中國的簡化漢字不僅從日本獲得不少靈感，實際也參考了不少日本經驗，只是中日兩國的語言體系不同，特別是中國漢字到了日本發音就變了樣，中日簡化漢字開始也不能走同一的標音路線。
日本簡化漢字的原則，(1)采用社會上通行的簡筆字，如“萬”代“萬 ”，“蟲”代“蟲 ”；(2)充分利用同音假借，如“余”代“馀”，以“斗”代“闘”；(3)以含意類似的字代替，如以“編集”代“編輯”，以“連”代“聯”。一個標準是，把所有漢字簡化到20劃以下。減少點劃，變化字形，移易偏旁，省略頭尾，大刀闊斧進行。結果是1948年4月制定了《新略字表》，把《當用漢字表》1985個漢字中，規定了774個為簡體字。
通過這些改革，日本人只需認識《常用漢字總表》的1942個漢字，在假名的協助下，看書、讀報并無大礙。當然，認識更多非常用漢字，熟讀更多四字成語，日本人同樣可以盡情享受讀書之樂。從文盲幾近絕跡，文化水平為亞洲之冠等現實情況來看，漢字的簡，漢字數量的減少，以及書寫的簡化，都有功不可抹的貢獻。戰后日本，大量漢字被廢棄，再經改頭換面的簡化，漢字在日本其實已經面目全非，但并不影響日本的文化成長、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能否開歷史倒車？
從總體來看，日本漢字和中國漢字已經分道揚鑣。不料卻有人提議，要將13億中國人已經熟悉了半個世紀的簡體字加以廢除，回到古老的繁體字時代去，這不僅是開歷史的倒車，也是把13億人前途當兒戲的妄動。
據說，有來自天津，還曾經留學日本的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今年3月間向北京兩會建議，全國以10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復使用繁體字。他的理由有三：一、上世紀50年代簡化漢字時太粗糙，違背了漢字的藝術性和科學性。二、以前說繁體字太繁瑣，難學難寫，不利于傳播，但現在電腦已經解決了問題。三、恢復使用繁體字有利于兩岸統一，也有利于促進中日文化交流。
漢字跟世界所有文字一樣，首先是文化的載體，溝通的工具；其次，電腦確是解決了傳播的問題，但學習和使用，特別是中文的世界化還有不少問題需待克服；第三，一些人堅持，繁體字才是“正字”，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消除了政治阻礙，正如水往低處流，特別是外國人會選擇簡單、易學、易記的簡體字，中文的國際化會越來越顯著；第四，日本、韓國、越南等過去的漢字文化圈國家越來越重視漢字，但并不等于就能廣泛使用或理解“中文”，何況“入籍”異國的漢字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單靠漢字能促進文化交流之說并不真切。更嚴重的是，朝令夕改，不僅勞民傷財，也是破壞國際信譽的行為，絕對不能兒戲。
文字改革過程中難免會有缺陷，像過去日本也不斷修正，不斷深化改革。但修正也需堅持原則，就是保持語文的規范化和統一性，由于中文將是遍及世界的語文，將來使用中文的人又會有增無減，任何改變都必須謹慎，更要符合歷史的發展方向。國家大，民眾多，輕舉妄動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必須三思而后行。
中國已經崛起，但還是在起步階段。更重要的是，有誰會認真思考，過去為何國家貧窮，文化落后，甚至為何需要如此漫長歲月才能實現今日的崛起？改革需要付出代價，也必須往前看，不能稍有成就，就埋頭于民粹主義，甚至掀起一股復古之風，會使一些過來人感到心寒，也讓世界因此投以特異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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