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北極星的星圖
2004年，法國著名的天文物理學家Jean-Marc Bonnet-Bidandhe和天文學家Francosie-Praderie在觀看到這張古星圖之后，一致認為，該星圖的制作年代早于李約瑟推測的940年，應該在公元8世紀初。此后的幾年間，在英國圖書館專家蘇珊·惠特菲爾德博士的配合下，三位西方學者對星圖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于近日聯合署名發表了論文。其中，最為矚目的研究成果就是對星圖制作年代和制作人的全新推斷。
負責星圖文本文獻研究的蘇珊在給筆者的郵件中，詳細解釋了他們斷代的依據。她打趣地寫道，為一件沒有任何紀年的古代文本做斷代，就如同偵破一件無頭案，任何蜘蛛馬跡都必須做出科學的分析。
服飾風格通常是斷代的一個重要依據。因此卷子末那個手拿弓和箭的電神，尤其是他頭上戴著那頂帽子非常重要。蘇珊指出，這種帽頂倒向一側的風格應該是唐代早期的風尚。因為在唐中期大約公元800年以后的圖像中，男人戴的帽子不再是松松垮垮地倒向一側，而是完全挺立在頭頂了，帽子頂部是硬的。另外，卷子上文字的書寫風格應該是公元600-800年間的書寫風格。當然，最為重要的斷代依據，還是根據卷子上文字中多次出現的“避諱”現象。事實上，這種中國古代歷史上獨有的現象幫助學者們解破了很多斷代問題。
在卷子上的文字說明里，多次出現了將“民”字避諱缺末筆，而“旦”字卻正常書寫。這就使得學者們想到唐代的兩位皇帝太宗李世民(626-649)和睿宗李旦(684-690)，根據兩位皇帝在位時間的上下限，蘇珊將星圖的制作年代鎖定在公元649-684年間。
那么這張星圖又是誰繪制的呢，是原本還是復制本呢？
蘇珊在整理卷子上的文字中，多次發現“臣淳風言”的字樣。“淳風”即為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李淳風，公元648-664年間，他作為天相學家一直在長安為皇室所御用。從時間上看，與星圖的制作時間基本重疊。因此可以推斷，星圖就是李淳風所繪制并在圖上撰寫了說明。
盡管星圖繪制在上等絲制紙上，但從制圖的方法和書寫風格來看，不免有粗糙拙劣之嫌，蘇珊認為不應該是李淳風為皇家制作的原件，而是同時期或稍晚時的復制品。
與此同時，法國的兩位學者則從天文學的角度對星圖進行了精確的研究。經過用天文望遠鏡的對照，星圖上標記最亮的200顆星星的位置相當準確。而更讓科學家們感到驚訝的是，在這張繪制相當準確的北半球星圖中，竟然在北斗星組群里“遺漏”了北極星！
蘇珊認為這樣的做法也與中國古代的“避諱”傳統有關。中國古代一直認為天和地是一個體系，在天空中位置固定不動、被眾星擁戴的北極星通常被看成是帝王的象征。盡管在此以前的中國古代文獻中并沒有“避諱”北極星的記載，但在這張星圖上，有可能出于對皇帝的尊重而將北極星排除在北斗星組之外，絕非是技術上的遺漏。
通過“避諱”來斷代存在一定問題
對于這些研究成果，國內的學者又是如何評價的呢？為此，筆者電話采訪了北京的馬世長教授。
馬教授認為星圖的制作時間應當是在8世紀初或更早的時期，絕對不可能是李約瑟斷定的五代后晉時期。“80年代我在敦煌參與研究工作時，看了無數的敦煌卷子，看得多了，就知道每一個時期的卷子都有自己的風格特點。從紙張和書寫風格上判斷，星圖一看就是唐代的東西。”不過，對于西方學者將星圖制作年代限定在649-684年間，馬教授略有質疑，因為完全根據“避諱”來斷代有時也不準確。“尤其是復制本，后代在抄寫過程中不可能完全去遵守前代人的避諱做法。必須是同一時代的人才會遵守那個避諱。”
由于還沒有看到西方學者們的論文，治學嚴謹的馬教授更多地介紹了他本人對星圖所做的工作。通過馬教授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學者對星圖的斷代依據和馬教授當時的做法基本一致。“其實，這也暴露了國內外學術交流存在的問題。從1983年起，對于星圖的年代，國內的學者基本接受了我的觀點，即是抄繪于唐中宗(701-710)時期的復制本。但是國外學界一直采用的是李約瑟的斷代，對我們國內的研究動態缺乏了解。但是這次他們能夠聯合天文學家一起去研究，自然會有更多的突破。”馬教授不無羨慕地說。
雖然對星圖最新斷代還有所質疑，但馬教授非常肯定地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西方學者的這次研究工作非常有意義，“使更多的西方人對敦煌遺書的價值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敦煌遺書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里面蘊藏著很多的世界第一，有待我們共同去探索和發現。”馬教授最后如是說。
據悉，這張舉世矚目的古星圖將于本月20日起在大英圖書館的“珍寶藝術館”展出。
(感謝英國國家圖書館的蘇珊·惠特菲爾德博士對本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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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的“地圖”——星圖
星圖，是恒星觀測的一種形象記錄，它是天文學上用來認星和指示位置的一種重要工具。星圖是不同于傳統地理圖集或者天體照片，也就是說，現在星圖是把夜空中持久的特征精確描述或繪制，例如恒星、恒星組成的星座、銀河系、星云、星團和其它河外星系的繪圖集亦即是“星星的地圖”。
14世紀以前的星圖，只有中國保存下來。三國時代，吳國陳卓在公元270年左右將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觀測的恒星，用不同方式繪在同一圖上，有星1，464顆。此星圖雖已失傳，但從絹制敦煌星圖上可知其大概。蘇州石刻天文圖是根據北宋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的觀測結果刻制的。《新儀象法要》中所載星圖繪制于1088年，但所依據的觀測結果與蘇州石刻天文圖相同。
西方古典星圖起源于古代希臘、羅馬時期，主要是具有美術性質的希臘天圖，所表現的只是星座的形象示意圖，而不是星辰本身。早期較著名的古典星圖是由中世紀的僧侶Geruvigus于公元1000年前后繪制的，它由哈利父子收集，現存于大英博物館。Geruvigus星圖風格古樸，與后期的古典星圖相比顯得粗糙了一些，但它對于以后的星圖畫家的影響卻很大，從很多圖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1569年荷蘭地圖學家墨卡托(G.Mercator)創立墨卡托投影法，為地圖投影方法中影響最大的，廣泛用于編制航海圖和航空圖等。
望遠鏡發明以后，歐洲較早的星圖是赫維留所編《天文圖志》(1657～1690年)中的54幅星圖。赫維留的星圖經弗蘭斯提德重新修訂，于1725年再版，繪有2，866顆星。1863年出版的《波恩星圖》是早期著名的星圖。（記者劉波 深圳特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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